夏日的一个午后,我来到位于国防大学的仲老新家祭奠。这是一套正军职的住房,但因为生病住院,仲老却未曾住过一天。
提起父亲,仲建华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老爸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从小给地主放牛。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以老红军的后代自居,不要有‘自来红’的思想。”
仲建华说,他曾经当了12年兵,这12年都是在山沟里呆的,最后因为孩子小,照顾不过来,才选择转业到地方工作。“其实,凭父亲老战友的关系,适当照顾一下,我可能至今还在部队。而即使到了地方工作,老爸还常告诫我,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来获得。”
提起“自来红”,在一家国有印刷企业上班的仲建国似乎有点怨艾。他说,他们真的从没有以“自来红”自居,更没有因为“自来红”而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相反,还遭遇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原本我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当兵去,就因为父亲他怕老战友照顾我,拒绝了征兵同志的好意要求。我在厂里,也从来没有提过我的家庭背景,更别提以‘自来红’自居了,老老实实地在工厂第一线干了这么多年。”
说起仲老的生活,建华叹了口气说,老爸勤俭了一生,三餐从来都是简简单单的,头一顿吃剩下的,第二顿还接着吃,从舍不得倒掉。就连他自己的生日,也从来都过得很简朴。他常讲,长征过草地时,一粒米、一棵野菜,有时都能救活一个红军伤员,你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浪费!要想父亲改善伙食,除非等到“八一”建军节和春节!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是仲老所在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并负责联系其所在的党支部安排他们的组织生活。一次党小组会上,仲老讲述了他在长征中的故事。第一次过雪山时,他只有14岁,又加上高烧持续不退,一位大姐见了不放心,背着他过了雪山。仲老说,与战友们相比,自己幸运多了,能走过雪山草地,能活着看到胜利,对生活、对组织就没别的要求了。
然而,在他留下的两份遗嘱里面,他还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第一份遗嘱写于1996年3月。仲老在遗嘱中请求组织批准,去世后,让子女为他穿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红领章红五星的单衣,不给亲朋战友发任何通知,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2003年,他留下了第二份遗嘱,内容与第一份相差无几:要求去世后穿着那身早已准备好的红领章红五星的军服。除火化外,不办任何其他事。
这么简单的“特殊要求”,印证的却是一个老红军的赤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