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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个寒暑,数易其稿,共97万字的《仲里广志》,终于以严谨的书写、科学的编排、精美的装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其实,从资料的搜集、考定的过程而言,《仲里广志》编写的时间跨度远不止七年。在这个过程中,仲子后裔们不辞劳苦,广征博引,搜尽相关文史典籍,备尝艰辛,玉汝于成。他们对祖先的赤诚之心,他们踏实的精神、求真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
《仲里广志》的出版发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没有持续近30年的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卓有成效的活动,要编成此书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没有仲子后裔中的学者以及在儒学研究、仲子研究领域有高深造诣的专家的支持,要编成此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一个矢志于传统文化研究且慷慨提供财力支撑的仲子后裔的参与,要出成此书也是很困难的。
《仲里广志》是一部仲子世家历史文化文献资料的总汇,从大的门类来区分,它属于一本志书。我国的各类志书汗牛充栋,然而,《仲里广志》与众不同。
《仲里广志》涵盖广。它搜集的内容广,凡涉及仲子历史、仲子遗迹、仲氏源流、典章礼仪、族风家训、历代人物、仲研过程等等,均包括在内。
《仲里广志》记载的时间跨度长。仲子诞生的年代距今已近2570年,其中对仲子祖先的追溯,年代更为久远。而仲子世家历史资料的研究、专项积累的时间也已经有了480多年,从明嘉靖十二年(1533)开始,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有九部综合性著述。人生一瞬间,480多年是一个历史阶段。有前后九部家族历史资料垫底,《仲里广志》充满文化自信。
《仲里广志》搜集资料的地域广。举凡仲子足迹所至地区的地标、遗迹,仲子后裔聚居地所建的纪念物等,均搜集归类、入志。时下社会上修家谱的人士,也有面向全国各地搜罗资料的,但鲜有姓氏像仲氏那样遗迹众多,资料繁富。从整体上看,孔氏家族历史文化资料更为丰富,然而据目前所知,孔氏尚未有这方面的新成果出现,如此说来,无论从体例或规模上看,《仲里广志》都是国内一个姓氏历史资料汇编的样本。
《仲里广志》体例独特。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三大载体。经过千年的研究调整,各种志体都有了自己较为认同的格式。《仲里广志》聚焦仲子及其后裔的延续、发展,以此为主线,分别汲取三大类历史书籍的相关资料,自成一家,把从各座“仙山”上淘来的果实,又根据《仲里广志》的逻辑顺序,分门别类地安排到各个篇章里,其间的头绪之复杂、考辨之艰难、编务之繁重可想而知。因为搜罗广泛,内容特殊,《仲里广志》的谋篇布局不同于一般志书。比如,全国各地仲子塑像很多,汇集到《仲里广志》里,就形成了《像图》一卷。以“像图”单独成篇,在以往的地方志书中尚属罕见。该卷编在《仲里广志》十二卷之首,保存了历代先贤如阎立本、李公麟绘制的仲子像,方志以及家乘中所载的仲子像,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此卷收齐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仲子塑像照片16幅之多,令人震憾。此卷还收集了历代志书里的卞里形胜图、各地仲庙布局图、仲子祠庙图以及仲子碑铭、牌坊、皇帝题匾的图照等,另外还有仲子真身墓、招魂墓、仲子圣迹图、河南濮阳仲夫子祠壁画,等等。看到这些图照,两千多年前的先贤仲子如在眼前,让人无不感受到仲子的人格力量、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坚韧和强大。
《仲子广志》的十二卷里,还有《卫圣》《礼乐》《追崇》《古迹》《世家》等,都是独具个性特点的篇章,这是《仲里广志》的魅力所在。
仲子文化与海安有着特殊联系。仲子所至的山东、河南等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两千多年前诗书礼仪即以施行。而海安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成陆较迟,文化传播相对较晚。历史长河川流不息,人世间沧海桑田。仲子后裔于风云流播中迁徙到东部沿海地区,仲子家风浸入江风海韵。从《仲里广志》中可以读到,海安仲子后裔为仲子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代不乏人。清末泰州仲子祠内就附祀仲鹤庆和仲振履、仲振猷父子弟兄。就是说,到晚清时,海安人的身影在仲子文化活动中逐渐显现。
从2010年开始,海安成为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场地,仲研会的一些重要会议大都在海安举行。在海迅集团旗下的蓉和怡心园建立了仲子广场,全国联谱的《仲子世家谱》编纂工作顺利完成,海迅集团发挥了巨大作用。编纂《仲里广志》,海迅提供了人力、财力和场地的支撑,并且承担了编校工作的主要任务。海迅集团董事长仲跻和先生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家,一位爱国爱乡、弘扬祖德、敦亲睦族的仲子后裔。他为仲研会的发展和仲子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仲里广志》的出版发行,是儒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仲氏家族的荣耀,也是海安的荣光。仲子在九重之上,把一道天光洒向海安大地。
按:作者吉光,系《仲里广志》副主编,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市委史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曾主编《海安县志》,主持校注《永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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