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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十九岁拜师孔子,委质圣门。从此,四十年追随孔子,保卫孔子。孔子说:“吾自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一次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他若不改正缺点“岂能保七尺之身哉”,他竟然痛悔自责,闭门思过,七日不食,以致骨立(瘦得皮包骨头)。对孔子的批评,仲子闻过则改,对孔子的教诲,他竭力实践,对孔子崇拜,忠贞不二。但他又坚持义道,做到了尊敬而不迷信,忠贞而敢犯颜。这是仲子的又一突出美德。由于出身、经历不同,加之仲子的言行、作风体现了后来墨家的“兼爱”和“节用”思想,导致他与孔子经常发生分歧。《论语》之所以流传后世,一个是它的思想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真实性。它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圣人、伟人面前,我们往往神化迷信,追求其形象的完善,这是非常错误而且非常有害的。仲子则不然。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想通过南子得到卫灵公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仲子认为,南子虽得到卫灵公的宠爱,但妖冶淫乱,和她接触有什么用呢?会有损于孔子的形象。实践证明仲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孔子担任司寇,摄行相事,非常高兴,有点得意忘形,仲子马上向孔子说:“我听说君子祸患到了不害怕,福禄来了不欢喜。现在先生您因为获得高官而面带喜悦之色,这是为什么呢?”提醒孔子注意自己的形象。孔子的旧友原壤,其母死,不光不悲哀,而且还吟唱低俗的曲子,孔子却赠其椁。仲子说:“先生屈抑志节到这种地步,失去了交往的理由,难道还不可以与他绝交吗!”看来,仲子认为有损于孔子的形象,或者认为孔子行为有不当的地方,他都直言不讳,提醒孔子,哪怕自己受到批评。 佛肸在中牟叛变,公山不狃在费邑叛变,都想借用孔子的威望和才能而用之。孔子用世心切,有应邀之意,但均遭到仲子的坚决反对和阻止。《论语》中非常真实而形象地记载了这两则故事。其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来召我,难道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使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吧!)其二: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以前我曾听先生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入他一伙的。”佛肸据守中牟叛乱,您却去那里,这怎么解释呢?)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对,我是说过这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怎么能只悬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孔子的“欲往”都是不对的。依附叛臣能恢复周礼吗?真的与叛臣为伍,能保其“白”乎?能持其“坚”乎?能称为“圣”乎?人犯错都在一念之差,关键时候有人提醒非常重要。仲子唯实不唯上,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敢于讲真话、报实情,抛弃名缰利锁,毫无虚伪矫饰,不搞“为尊者讳”,不将孔子的错误当成“完美的缺点”,不视而不见,不装聋作哑,不掺假欺瞒。仲子如此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地对待孔子,充分践行了孔子“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教导。他爱其师,尊其师,但更敬其道。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卫国国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先干什么呢)子曰:“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正定名分呀)。仲子立即给以批评说他“迂”(迂阔,教条主义)。尽管孔子阐述了关于“名正言顺”的一连串道理,但在当时来讲,不光时代不允许,即使在卫国也难以做到。就卫灵公、蒯聩、辄祖孙三代来讲,卫灵公赶跑了自己的儿子蒯聩,孙子辄继承君位,蒯聩又想夺回儿子的君位。“春秋无义战”,父子争位本身就是一笔胡涂账,怎么正名份?能正吗?尽管孔子骂仲子“野哉”,实践证明还是仲子说得对。 仲子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据理力争,哪怕翻脸也坚持不变。仲子治蒲之时,洪涝将至,仲子没有来得及请示,就率众筑堤,并给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当孔子派子贡去阻止并拆毁其设备时,仲子扔下工具,即刻去当面责问孔子:“我因为看到暴雨将至,担心有大水灾,所以就率领百姓修整沟渠以作防备。但百姓缺粮挨饿,所以我就发给他们每人一箪饭、一壶汤。先生您让端木赐阻止我,这是阻止我施行仁德啊!先生常用仁德教育弟子,却禁止弟子施行,我不能接受。”虽然孔子从爱护仲子的角度,发了一番要尊敬上级的议论,但不管到任何时候,仲子的行为都要受到赞扬。仲子为季氏的总管,其才深得季氏的赏识,而且有相当的威信和权力。于是想推荐子羔(高柴)为费邑宰。孔子却坚持反对,认为这是误人子弟,还要再读书,读好书才能去。仲子据理力争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那个地方有百姓,有土地神、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有的人以此说仲子不爱读书,实在是认识偏颇。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人们往往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边干边学。列宁曾经说过: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实践不只有普遍性而且直接会产生物质成果。仲子在这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仲子在知人任事方面,无意中提出了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标准,与曹操的“唯才是举”相符;在教育变通方面,又无意中提出了课堂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学习的二元话题,与美国杜威的“从做中学”相合:虽无系统之理论,更无专门之术语,但其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仲子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子羔担任了费宰,而且干得很出色。孔子骂仲子是“恶夫佞者”,指责仲子是强词夺理,但仲子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正确做法。 《论语》中,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也只有仲子敢规劝和批评孔子。清朝户部尚书戴明说说:孔门弟子,其受教不违回答如响,莫如颜子,其次莫如端木子贡。孔子曰“可”,颜氏、端木氏亦曰“可”。孔子曰“否”,颜氏、端木氏亦曰“否”。至仲子则不然,孔子曰“可”,仲氏或曰“不可”;孔子曰“不可”,仲氏或曰“可”。心有所疑,境有所滞,则怫然见于辞色而敢以圣人为非,是犯颜强项而不肯面从。比如国为诤臣。其刚心猛气,有理无欲,于疑似危微之芥,勇以断之而已!至其操躬履行,无有微愆。 万历二十一年,山东按察司提学副使、长垣李化龙在《泗水县新建仲子路祠碑记》中评价仲子:其视圣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虞其有纎障。砻之,砺之,荡之,推之,若对严敌,若履春冰,凛凛乎其不以一息安也。 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仲子以他的兼人之力、勇敢的行为护卫着孔子,以他“可犯之不可欺之”的忠贞,指出孔子的失误。是仲子诚信认真地去实践着孔子的教诲,是孔子渊博的知识启迪了仲子。共同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质量,崇高的思想境界,不朽的人生价值,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友谊,什么叫真正的关心和爱护,什么叫真正的肝胆相照、坦诚相待。 由此想到,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很多人奉行“领导说的都是对的”或者“即使领导说错了也依旧将错就错”的庸俗信条。这不仅是不担当、不作为,也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另一种缩影。这样的风气若不及时刹住,会导致歪风蔓延,上演更多的“错上加错”与“一错再错”。 领导是人,不是神,也有认知局限,不可能全知全能,也有看错、说错、做错的时候。作为同事,发现领导错误时,一定要妥善地把问题指出来,把道理说出来。发现错误却闭口不言,盲从领导,这是对领导、工作和自己的不负责任。明知道错误还去执行,放任错误结果发生,这是害了领导,误了工作,最终也可能牵累自己。 因此,我们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绝不能不判是非、不论对错,“唯领导是从”,而应当“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做到“不唯上,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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