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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的孝道——仲由负米
仲子(名由,字子路)作为孔子的高足,既是孔子“孝”道的拥护者,又是忠实的践行者。
一、仲子是孝道中的典型
两千五百多年来,仲子的孝已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裔。
1.从理论上探索孝。仲子本是个至孝的人,从师之后又经常受到孔子的教诲,对孝道更有了理性认识。他经常和老师一起探讨孝的问题。比如,一次他问孔子:有的人起早贪晚,耕耘种植,手掌脚底长满了老茧,辛辛苦苦以奉养父母,但没有孝名,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这可能是他自己还不够恭孝吧?说话不和顺吧?脸色不高兴吧?如果尽力养亲而又没有这二个缺点,怎么会没有孝名呢?他告诉仲子:操行修得好,名声自然会树起来。还有一次,师徒俩大概说到了贫穷的事,仲子感叹道:“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者无以为礼也。”家贫不能让父母吃饱、吃好,父母死后也不能为他们办理体面的葬礼,的确令人伤心。但孔子不这样认为,他说:父母活着时生活虽然清苦,但尽力让他们欢心,这不就叫孝顺吗?死后虽然办不起棺椁,但尽其财力办理葬礼,虽然贫穷又有什么可伤心的呢?从这些对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仲子的一片孝心,又可以看出孔子的求实精神,使人很受启发。
2.从行动上实践孝。仲子最脍炙人口的孝行是“负米养亲”。春秋时期,鲁都曲阜一带盛产大米,据说由于有尼山流下来的沂河水浇灌,这里的稻米特别清香可口,后世成为朝廷指定的“贡米”。仲子拜师后,家中父母年老体衰,无人照管,生活相当困难。于是他经常从曲阜背米回家,以养双亲,卞邑和曲阜相距百里,中间有个叫“虚朾”的地方,正处于泗河与济河的交界处,仲子背米回家常在此歇息。至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废卞而置泗水县,“虚朾”就成了泗水县治。在老城的东门外,过去曾立有“仲子负米息肩处”石碑,就是专门为纪念仲子而建的。当时,仲子不但经常背米,大概还经常抽空回家种地和照顾父母。他自己吃糠咽菜,省下粮食供父母之用,因此乡人都称赞他是个至孝的人。晚年他曾对孔子回忆这段生活说:过去我侍奉父母的时候,经常吃野菜和豆菜,为让父母吃好一点,常从百里以外负米养亲。父母死后,跟从老师南游于楚,从行的车子一大溜,积累的粮财数不清,坐着厚厚的垫褥,吃着丰盛的菜肴,要想再吃野菜,为父母负米,都是不可能的了。他感叹父母寿命之短,抱憾自己未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这番回忆使孔子深受感动,他赞叹地说:“仲由侍奉父母,可谓活着时竭尽全力,死了后又念念不忘啊!”《孔子家语·致思》
3.尊敬老师和长者,自仲子成为孔门弟子后,充满着对孔子孝敬之心、感激之情。他终生追随孔子,以捍卫孔子及其主张为己任,因此为“圣门所畏”,为后人所仰,被誉为“圣道干城”。
孔子出行,仲子不是驾车就是充当侍卫,始终侍奉在侧,保卫孔子的安全。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匡地,被匡人误认为是曾经危害过他们的阳虎,因而将孔子师徒包围起来,“子路怒,奋戟将与之战”,但被孔子制止。后来匡人知道是孔子及其弟子,才解围而去。孔子一行走到蒲邑时,又被蒲人围困起来,逼迫他们一起参加反叛卫国的活动,孔子师徒不答应,因此引起一场战斗。由于仲子和公良孺的英勇善战,终于迫使蒲人通过谈判而解决问题。
仲子对孔子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关心。《晏子春秋》上说:每当孔子气郁而疾、志意不通时,总是由仲子和卜商侍奉在侧。
仲子敬师爱师与孔子的其他弟子不同。其他弟子如颜渊等人,视孔子为圣人,一切以孔子之是为己是,以孔子之非为己非,唯唯诺诺,亦步亦趋。而仲子对孔子既尊之敬之,又不盲目顺从。对孔子的言行,他总是理性地对待,凡是他不理解或认为不当的,就直言相告,提出质疑或批评,并因此常与孔子发生争执。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子路以国为礼,其言不让,孔子非之。”孔子经常批评仲子,这是事实。但孔子也的确是位开明的老师,他很赞赏弟子们能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当仁,不让于师。”有开明的思想又有像仲子这样敢于质疑和批评老师的学生,所以孔子才能成为一代贤哲。
仲子之所以敢于质疑和批评孔子,一方面是由于其性格率直,胸怀坦荡;而最主要的还在于仲子总怕老师说错话、办错事,从而影响孔子的形象,有违于孔子的思想主张。这才是对老师的真爱、真助、真敬,对此,孔子是清楚的。他最得意的弟子是颜渊,但孔子认为颜渊虽好,但在道德学问上是不能帮助自己的。他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他认为只有仲子的建议和批评才能有助于他。所以后世论及仲子的这种美德时说:仲子视圣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虞其有纎障。砻之砺之,荡之推之,若对严敌,若履春冰,凛凛乎其不以一息安也。
仲子尊敬长者也是出了名的。《论语·微子篇第十八》载有这样的事例;一是陈蔡脱困后,孔子使仲子问津于长沮、桀溺,两人不但不告诉他渡口在哪里,而且还一再盘问,当得知他是孔子的弟子后,桀溺还劝说仲子:“天下世事像滔滔流水那样,去而不返,有谁能够改变它呢?你与其跟从孔子,哪里比得上跟从我们这些隐居之士呢?”另一则故事是:仲子掉队,向一位荷蓧丈人打听孔子的去向,这位老人也是把孔子数落了一顿,而不回答仲子的询问。按仲子的脾性,早就该和这三个人干仗了,但他面对的是三位老人,而且知道他们都是有道德的隐士。他们虽然数落了孔子,但并无恶意,而是认为孔子的追求在这乱世是徒劳的。因此,仲子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消极避世、洁身自好的做法,但依然恭敬有礼,有问必答。这种谦恭的态度,赢得荷蓧老人的赞赏,不但热情地留仲子住宿,杀鸡煮黍招待,而且还叫两个儿子出来与仲子相见。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仲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已达到“仁”的境界,以至孔门弟子在撰写《论语》时,不惜笔墨地予以记载。
4.提出了从简丧祭的观点。仲子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礼记》记载仲子说:“我听先生说过:举办丧礼,与其追求礼节完备而哀思不足,不如减少一些礼节而多一些哀思。举行祭祀活动,与其追求礼节完备而恭敬不足,不如减少一些礼节而多一些恭敬。”这些都告诉人们,孝敬老人贵在敬养,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有生活保障,对他们做到心里恭敬,言语和顺,脸色喜悦。这比死后奢侈治丧要强得多。生时不养,“身不敬”“辞不顺”“色不悦”,死后大操大办,祭典隆重,礼乐齐备,宾客云集,收礼丰厚,其目的不是孝敬老人,而是借机敛财。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仲子孝道的现实意义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庭道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研究仲子的孝道,对于新时期弘扬现代孝道文化,既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仲子孝道,有助于提高全体国民的爱国守法意识。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爱国守法教育,但是自古做官讲究清正廉明、两袖清风;做人讲究光明磊落、不屈不挠。在国家面临外敌威胁入侵时,涌现出无数爱国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安危抛头颅、洒热血。仲子就是这样。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呢?是发源于孝的爱国精神。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孔子把孝定义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要求做人要树立远大志向,平时修身反省,为人处世遵循道义,使令名流传后世,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尽孝最圆满的结果。人们为孝而立志,为孝而行事,为孝而扬名,怎么不爱家爱国、遵纪守法呢?孝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无数爱国志士献身精神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各种反动思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再加上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导致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出现某些“滑坡”现象。有些人存在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尊不孝、不仁不义等消极道德观念,有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背叛组织,背叛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弘扬孝道文化,对提高全体国民的爱国守法意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试想,一个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肯爱的人,能真心实意地爱他人?能真心实意地报效国家?根据孔子“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思想,一个人就应该从孝敬父母开始,继而忠诚于他所处身的时代,用积极的态度入世,从而达到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目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别人、爱人民、爱社会、爱国家,多尽爱的责任,多做爱的奉献,那么就一定会促进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这对于形成和睦淳厚的社会风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大有裨益。
第二,研究仲子孝道,有助于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事亲之孝德”,是人性最自然的流露。只有做到对父兄孝悌、爱敬,才会将真情推广到与一般人的交往之中,从而形成不伪不欺、明礼诚信的高尚情操。仲子就是这样。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源泉,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尊老爱幼、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不仅仅是一种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碰撞、整合,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道德文化体系是目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传统孝道文化中倡导的重根源、主入世的精神,对加强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齐心协力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感召和凝聚的作用,这应该是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和出发点,对于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研究仲子孝道,有助于继续发扬敬老养老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孝道文化的核心是敬老养老,强调幼敬长、下尊长,要求晚辈尊敬老人、孝敬父母,使老人们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仲子就是这样。这种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1.3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1%以上,尤其是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来势迅猛,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据有关资料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8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20%,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也将达到2500万。到那时,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两倍于日本的总人口,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将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可见,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我国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是我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模式。我国的老年人口70%以上还生活在农村,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能力还比较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依靠家庭成员的扶助而安度晚年。家庭养老是我国普遍认同的养老模式,其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孝道观念。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金钱至上”的冲击,我国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日益弱化的趋势,传统的孝道观念也开始淡化,歧老、虐老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孝道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对于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对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弘扬中华孝道文化的建议
中华孝道文化的弘扬,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参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整个中华民族言必称孝道、行必讲孝道、教必有孝道的强大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建设以孝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进一步重视并积极领导孝道文化建设,发挥其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重大作用。建议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基本道德规范,并将孝行作为考核上述人员德行的重要内容,使其成为公民行孝的榜样。
第二,立法机构适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令,把孝亲养老问题由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解决好孝亲养老问题,逐步推进社会化养老的实施。
第三,有关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和宣传文化部门应加强对孝道文化的研究,去粗取精,把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际、传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孝道文化等中华优良传统的宣传,进一步开展全方位的实践活动。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等有识之士,以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各展所长,形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为弘扬孝道文化尽心出力,多做贡献。
第四,各级教育部门应认真研究将孝道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来,落实孝道文化进教材、进学校、进课堂、进家庭,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第五,各类新闻媒体要为孝道文化的弘扬提供广阔的信息传播平台,宣传表彰孝子们的事迹,多发有关孝文化的报道,批评有违孝道的不良行为和风气,努力构筑弘扬孝道文化的良好舆论环境。
第六,国营和民营企业应把弘扬孝道文化当成自身的责任,并纳入工作日程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孝文化教育和表彰行孝楷模,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第七,每个家庭应主动承担起弘扬孝道文化的责任,不仅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而且要以身作则,成为尊老爱幼的榜样。
第八,海内外炎黄子孙应自觉担负起弘扬孝道文化的重任,不仅对自己的祖先行孝,而且要大孝祖国和民族。
通过上述具体的措施,真正使孝道文化逐渐在全民族心中扎根,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使我国逐步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