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畅驳仲大军“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之说

仲聿修

题记：
    此乃南京耆宿维畅前辈大作，维畅前辈古稀之年，依旧操觚染翰，可钦可佩，广而告之。
    但惟有一处瑕疵:维畅前辈说“汉碑、唐墓誌铭、明、清仲氏谱、志均载：仲由为仲山甫之后裔”与事实不符。
    所谓汉碑指成阳尧陵的墓碑，全名为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该碑仅提及仲氏与仲山甫的渊源关系，并未提及仲由与仲山甫的关系。原文为：“维序仲氏祖统所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兴。宣平功遂，受封于齐。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后嗣乖散，各相土择居。帝尧萌兆生长，葬陵于成阳，圣化常存。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以传于今。”值得注意的是源出于仲山甫的这一支重视的籍贯：“都乡高相里”查《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有：“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秣陵县都乡石泉里。”古代学者认为“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根据这支仲氏的名人东汉廷尉仲定的墓碑记载“聖汉龙兴，家于成阳”可知：这里的“都乡高相里”，乃是“成阳都乡高相里”。成阳在哪里呢？现代考古发现，成阳故城和成阳尧陵遗址就在菏泽东北60里的胡集乡。跟当时仲由后裔定居的济宁延就亭相距遥远。很难说明“成阳都乡高相里”（菏泽东北60里的胡集乡附近，胡集乡旁边有个都司镇或许跟成阳都乡有点瓜葛）这支与仲由之间存在血缘关系。除非有新证据发现。
      仲由与仲山甫的关系仅有唐墓志铭提及，原文为：“君讳子陵，字某。其先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其后鲁有季路，卫有叔圉，用儒术行政事，代为家法”虽然叔圉，史书也称为“仲叔圉”，但是否氏仲，是否跟仲由是一族，有待进一步举证。
     明清谱志虽提及，但大都是将仲堪、仲虺、仲山甫一勺烩，公信力不足。

                                                                                       仲聿修题记。

假说“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不能成立！fficeffice" />

——与大军弟商榷

                                   仲维畅
                               2011，6，4～6，5.南京
    近来仲大军在其《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仲氏姓源新探》一文中提出“仲由非周人后裔” 的假说，我读后认为缺乏可信依据、合理论证及科学发现，故不能成立，现予浅析。
    1.该假说丝毫没有否定传统定论
    汉碑、唐墓誌铭、明、清仲氏谱、志均载：仲由为仲山甫之后裔，但《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仲氏姓源新探》（以下简称《新》文）一文竟未提及此历代定论，更未予以否定。
    2.该假说依据失误
    2.1《新》文说“《左传》没出现一个仲姓（误，应称氏）人士，也就是说仲山甫的后人在鲁国史中毫无踪影。” 仲山甫是西周历王、宣王时代人，“共和”（公元前841～827年）政体的缔造者之一，长期在镐京辅佐周王（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其子孙亦远离故土——鲁国的樊（今山东兖州），如仲允就是周幽王的膳夫（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及拙文《仲允——仲山甫的子孙》）直到周平王东迁洛阳后，春秋时（公元前722年开始）仲咨才任鲁国的卞邑（山东泗水县的卞桥）大夫（见《续修仲氏家谱》）。仲山甫的后人根本不可能在鲁国的公室内有什么地位。所以想从《左传》中找到仲氏是徒劳的，正像要从《中华民国名人录》中去找西太后那拉氏的祖先一样荒谬。
        2.2《新》文说“从仲由见孔子的装束判断”他是殷人， 理由并站不住脚。例如：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笔者最早于1941年所见）是穿西装、打领带的，难道孙中山是西洋人？
        2.3《新》文说“从儒家成员身份（多低下）判断仲由出身并非高贵，并非周人的后裔”这本身就是最基本的逻辑错误——仲由的出身与儒家成员的身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从卞邑大夫仲咨到仲由已传了7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仲由时家中常吃野菜，穿着破衣烂衫有什么奇怪呢？但这并不影响他出身是否高贵，而他“不耻缊袍”（见 《论语·子罕》） 的高傲态度不正反映了他出身不凡吗？此举亦被中国古典文学誉为成语。
      2.4《新》文说“家谱根本不能相信，三代以后的书都是道听途说，从汉代起就开始历史造伪。” 笔者一贯主张：必须广集资料，分析考证，弃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寻得仲氏的真实姓源。对于迥异的传记和纷纭的众说，则应由下列原则甄别：1、史料依古老者；2、内情赖家传者；3、主张信权威者；4、引证按可稽者；5、分析由实勘者；6、推断从合理者。所以对于前人的见解既不能盲目轻信，也不可全盘否定。唐宪宗宰相权德舆误以为卫国的叔圉氏仲，但他记录其部下、挚友仲子陵“其先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 （见权德舆撰：唐故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誌铭并叙.载《权载之全集（三十六卷）》） 确是真实可信的，谁能否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续修的《仲氏家谱》虽有遗漏、失误、篡改的成份，但从总体上说仍不失为我国和全世界谱谍学中的瑰宝，哪家的祖谱能追溯到4000年前的帝喾高辛氏和2862年前的仲山甫？为什么就“根本不能相信” 呢？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界不也不信三代以后的《史记》吗？他们否认夏、商两朝的存在，但以后的考古发掘证明司马迁记载的才是中国真实的历史。
    2.5《新》文说“如果仲由是仲山甫的后人，仲氏族谱上完全可以把仲由的祖宗推到仲山甫……但早先的仲氏族谱没有这样记载。”事实恰好相反，无论是《仲氏族谱》还是《仲里志》 都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是汉以前仲氏皆祖山甫”(见《续修仲氏家谱》)，“至周宣王时，山甫为樊侯，补兖西京，诗人美之。其后有咨，为卞邑大夫，……”（见《续修仲里志》）《新》文作者没有看到这两个文献，也根本没有看引用了这些内容的拙文《仲氏姓源》。
    2.6《新》文说“仲家的后人不要一腔（误，应为厢或相）情愿了，不要有非分之想，盲目地攀高枝。” 历史既不容篡改，也不能臆造，仲氏源于仲山甫是铁的事实，难道现存有记载的汉、唐以来仲氏族人都是“攀高枝”、“一腔情愿地去认祖追宗” 吗？莫非要求仲氏族人都忘掉自己的祖先，隐瞒自己的出身不成？
    2.7《新》文提出“仲由祖上大概是商朝时东部地区的东夷人”的假说，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岂不正是在“一厢情愿”地赶时髦“认祖追宗”吗？唐太宗李世民的《谱赞》诗云：“朕观诸谱，仲氏最古，上至轩辕，下隶子路。”（见三善堂《仲氏里志》） 仲由怎么可能是东夷人呢？
        2.8《新》文说“仲由可能更多地与奚仲和仲虺有关。”笔者早在拙文《仲氏姓源》中引证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证明奚仲、仲虺姓任，更由唐初儒学权威孔颖达《尚书正义》知：“仲虺，字仲，名虺。”可惜《新》文作者又未看寄给他的《仲氏姓源》。
        2.9《新》文说“述（误，应为沭）阳的某某想认仲虺为先祖，自称是仲虺的135（误，应为128）代孙是有道理的，但可能是遭到了微山仲家的反对，最后作罢。这里的原因您（指笔者）要搞清楚。” 遗憾的是《新》文作者仍然未见笔者在《仲氏姓源》中所撰“清朝嘉庆皇帝在大批文史权威官员的引导下批驳了江苏沭阳仲绪崇荫袭仲虺的请求，并下旨‘敕定先贤为仲氏不迁之宗’。”（
见三善堂《仲氏里志》） 
        2.10《新》文说“我研究的不仅是仲姓的问题，还有东夷少昊与黄帝的关系等，全是寻根问宗的事。”误以为仲氏源于殷人、东夷的猜想早已见之于《仲氏姓源》所摘唐、宋、元、明、清历朝姓氏书籍之中，只是《新》文的作者不屑一顾就在他手边的《仲氏姓源》而已。
        2.11《新》文说“仲山甫被公认为是樊姓的祖先，樊姓的家谱都把先祖追溯是仲山甫。”岂不知这是一大错误，要明白樊乃“殷民七族”）之一（见《辞源》））仲山甫封于樊（今山东兖州），作为鲁献公次子的仲山甫按周制到镐京辅佐周王，便带领大批樊人西迁到新封地“方”（今西安市长安区樊川，樊村，樊乡）。周立国后，为防止殷民造反，便将其遗民众多的大姓，分迁各地作为周人的奴隶和农民，故周邑附近多有樊村，如陕西歧山、扶风、河南阳樊（今济源）……故樊姓不可能是仲山甫的后代，其中一部分只是他管束下的农奴而已。
    3. 该假说未提出新实证
    《新》文没有提出考古新发现的证据（钟鼎铭文、碑碣、简帛、书籍、文献）和现代遗传学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实测结果。

    综上所述，“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之假说万难成立。历史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全靠真凭实据（实物、文献、世代口传、DNA……）说话，而不能以“他不像周人的后裔”、“我判断仲由并非出身高贵”、“仲由可能更多地与奚仲和仲虺有关” ……这类主观臆断来作为论证的依据，更不能凭作者的灵感去“创作”！
    仲氏姓源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只要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一切传统定论都可以也必须修改重写！否则也只能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