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端木氏后裔纪念先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2531周年祭文

仲崇明（南京）

2011年端木氏后裔纪念先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2531周年图片

 

 2011年3月31日，农历辛卯年二月二十七日，端木氏各地后裔代表在端木氏故里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共同祭拜纪念先贤圣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2531周年。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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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端木氏后裔纪念先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2531周年祭文

 维公元2011年3月31日，农历辛卯年二月二十七日，届端木氏先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一周年之际。端木氏各地后裔代表，于端木氏故里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共同祭拜先贤圣祖端木赐（端木子贡）诞辰2531周年。按照仪式，向先祖端木赐（端木子贡）陵墓敬献花篮、时果，捻香祭拜，行三鞠躬礼。

 宣读祭文如下：

端木儿女，重返故乡，缅怀祖德，无限敬仰；

赫赫始祖，彰显华章，儒贤峻德，天下无双；

忆则屡中，理财有方，儒商先贤，诚信至上；

商圣子贡，智勇纵横，尊师重道，德业辉煌；

端木生涯，儒道文明，孔门弟子，商界榜样；

黎阳世家，同根同源，共筑和谐，美名传扬；

强盛中华，薪火相传，携手努力，社稷安康；

山水来风，清新空气，与时俱进，共创辉煌；

鲜花美酒，同宗相聚，千载祝福，民族兴旺；

炎黄子孙，传承文明，奋发图强，永志不忘；

祈福故土，激励后世，龙脉传承，万世吉祥；

掬诚祭拜，神人共襄，虔申昭告，伏惟尚飨。

端木子贡及其家族后裔简介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春秋时卫国黎地人（今中国·鹤壁浚县），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另字子赣，小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十七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这位春秋时期杰出商人的商业精神奠定了儒商思想的基础，开创了儒商传统的先河，成为彪炳千秋的儒商典范。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成为历代儒商推崇效仿的楷模。中国旧时商店的门面通常雕刻“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楹联，作为商店的通用标识，“陶朱事业”成为商业的代名词，“端木生涯”则是商人职业的称谓。这既表达了后世商界对这位儒商鼻祖的景仰和尊崇，也反映出这位儒商思想的创始人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子贡不只是一位富商，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由此足见，子贡在诸候眼里的社会地位是何等之高。他不但积极从事商业和社会政治活动，还以他的雄厚财力到处宣扬孔子和儒家学说，使儒学与孔子扬名于天下。正如司马迁所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子贡不愧是中国儒商的始祖。

    子贡后裔在历史突发与随机发生的事件里，在战乱迁移过程中，有被迫避难改姓情况，鹤壁贡姓子贡后裔家谱记载：子贡九世孙端木熙，端木武为避秦焚书坑儒之乱，端木熙改姓赣，端木武改姓贡。端木家族还有改姓端，姓木，姓沐，甚至还有改姓章，姓林的。端木武是贡姓一世祖。随着贡姓来历史料披露，河南浚县 “端木坑”的来历也同时有了确切的解释，端木坑是秦皇杀害端木家族的地方。贡姓的历史与我们国家历史上重大事件“焚书坑儒”是紧密联系在在一起的。子贡后裔姓氏的多样性，是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改姓现象。
     
    贡氏历史文化专辑《思源集》主编——江苏省中共丹阳市委党史办主任贡义林曾在网上留言：“目前,端木宗亲的后裔和从端木姓氏派生出来的端、贡、赣、木、沐、林、章等姓氏，尽管姓氏不相同，但都是春秋时期端木赐、字子贡老始祖的正统支脉，"姓氏虽不同，血脉确相承"，都是一家人！现在，凡端木家族的子孙，稍有文化程度和有抱负有责任心的有识之士，正在为着端木家族的事情大声呐喊、大声疾呼，唤起端木家族子孙的觉醒，为家族与老祖宗的荣光，为现在生活在祖国大地上家族子孙的幸福小康生活，谋划着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个蓝图，就要靠我们自己聪明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去拼搏、去奋争、团结协作、形成合力，一代一代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此目的！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高科技网络，加强密切合作，及时沟通信息，同心协力干事，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达到！”

 自先贤端木子贡始，端木家族文化源远流长，祖述圣学，书香门第，贤才辈出，子孙繁衍八十余代。自先祖子贡之后有系统族谱，繁衍、迁徙昭然有序。今端木家族（包括贡姓、赣姓、端姓、木姓与沐姓）皆系先贤子贡后裔，历经两千五百余年，遍布海内外。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子贡后裔，同出一脉。

 为上慰祖先，下惠后代，子贡后裔热心于光大家族事业，于2006年4月组建了宗亲联谊总会筹委会。在筹委会的倡导下，世界端木子贡后裔协会、世界儒商文化促进中心在香港依法注册。

 2006年9月，子贡后裔在东方圣城济宁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华儒商国际论坛儒商始祖子贡峰会，并组团参加了山东曲阜第23届国际孔子文化节祭孔大典，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2007年9月，为倡导诚信经济，有关机构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2007中国易学年会暨首届国际子贡儒商文化节”，收到刘吉、佟志广、马兆祥等各位部长与各机构领导的亲笔题词。

 2008年1月，武汉民营企业家、资深社会学者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子贡(儒商)书院”。

 2008年5月,江苏省扬州市将举办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诚邀子贡后裔代表参加。

 2008年7月16日，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商人》。7月16日，该摄制组走进鹤壁市浚县拍摄中华儒商始祖子贡。摄制组在子贡祠、子贡墓等遗址处取景，拍摄了子贡故里碑、楷树等。

 2010年2月24日，浚县历史文化名人、中华儒商始祖子贡青铜像在浚县文庙落成，并在儒商始祖子贡文化研究高峰论坛举办期间接受拜谒。

 2010年2月26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河南省社科院、鹤壁市人民政府、鹤壁市政协主办，浚县政府、政协协办的全国首届儒商子贡文化高峰论坛在浚县举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组组长、著名史学家孟世凯，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导宫长为，河南省社科院院长、教授张锐等2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研讨儒商子贡文化。市政协副主席冯用全参加会议，孔子后人、子贡后人应邀列席研讨会。

 2010年2月27日上午，庚寅年祭拜儒商始祖子贡大典在浚县文庙隆重举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组组长、著名历史学家孟世凯，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教授宫长为等出席全国首届子贡文化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子贡后裔和商企代表400多人参加祭拜大典。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贾连朝、省社科院院长张锐、市政协副主席冯用全出席。

 2010年4月10日，“纪念儒商始祖子贡诞辰2530周年祭祀大典暨首届国学私塾论坛”在武汉子贡儒商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学专家、商界人士、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与会嘉宾向文庙内的孔子、子贡像敬献鲜花，表达尊崇之情，一群身着汉服的大学生在子贡金身塑像前行大礼祭拜先贤，与会者逐一上前敬香行礼。

 2010年8月20日，鹤壁市浚县举行“全国首届子贡文化高峰论坛暨端木子贡公祭大典碑记”揭碑仪式在浮丘山广场举行，县领导及部分资助文化论坛及公祭活动的企业家参加。仪式上对子贡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其行为和思想对后世影响作了详细介绍。“全国首届子贡文化高峰论坛暨端木子贡公祭大典”在社会上颇受好评，彰显了子贡文化的当代魅力。

 展望未来，子贡后裔将继续开展弘扬中华儒商精神活动，积极倡导促进诚信经济，传承中华文明，为保护故里家乡历史文化古迹创造条件，为发展地方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儒商的鼻祖——子贡

一、子贡生平行事

 子贡（公元前520- 456）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卫国（今河南浚县）人。子贡十七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位列“孔门十哲”之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贡被孔子列为言语科（外交辞令）的代表，是因为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富有外交才干。在孔子时代，《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孔子就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子贡对《诗经》的学习有深刻体会和独到理解，曾多次受到孔子的称赞，说他对《诗》能触类旁通（“告诸往而知来，可以言诗矣”）。子贡的辩才和娴熟的外交辞令，使他成为一位出色外交家。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在陈蔡（河南、湖北相接地区）绝粮，陷入困境，子贡临危受命出使楚国，不但要来粮食，而且使“楚昭王兴师迎孔子”，把孔子迎入楚国。后来又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司马迁对此极为赞叹：“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传列》）此外，子贡在从政方面也很有才干。孔子对子贡的政治才能评价甚高，曾把他和冉有、季路这两位政事代表相提并论，并认为他在政治上办事通达。子贡曾担任鲁国和卫国的相。

 与孔子其他弟子相比，子贡最特殊的地方，是子贡善于经商之道，在理财经商方面具有卓越的天赋。他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成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孔子评价子贡的经商才能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修养上接近于完善了，却很空乏贫穷，而子贡不经官府允许去经商，对市场行情每每预测得很准。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成为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在诸侯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各国的礼遇，极大地提升了孔子的影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货殖列传》说：“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最后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二、子贡与孔子

 子贡由于才干超绝，所以深得孔子赏识，而他也确实不负老师所望，成为孔子思想学说的积极践行者、捍卫者和传播者。在孔门弟子中，《论语》记载子贡的言行次数最多，而且其中许多是具有儒家代表性的名言，如“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等等。孔子的不少名言，也是在回答子贡提问或与他讨论学问时讲的，其中涉及到了仁爱、诚信、忠恕、中庸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内容。正是因为子贡对儒家思想好学深思，所以多次受到孔子的肯定，说他是可以成大器的“瑚琏”。

 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云集其墓前守墓三年，然后相继离去，惟有子贡守墓六年。子贡为什么给老师守墓六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子贡为了尽弟子的孝道。第二种说法是子贡家中富有，不用为生计担忧，有条件守墓六年。第三种说法是子贡对孔子内心有愧。孔子病危时，子贡外出不在身边。孔子思念子贡，不停的唠叨子贡的名字。等子贡赶到时，孔子埋怨他说：“赐也，来何迟也！来何迟也！”因此，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决定守墓六年报答老师的教诲之恩。子贡独自守墓六年，体现了子贡对孔子的特殊感情。

 子贡始终极力维护孔子的思想学说。孔子生前，有人问子贡孔子为什么那样有才，子贡就说孔子是“天纵之圣”，是天生的圣人。孔子死后，有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说：“譬诸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富丽堂皇。你们找不到门进去，就不了解我们老师，所以我不怪你们。后来又有人毁谤孔子，子贡说，孔子不可毁谤，一般人的伟大，就像丘陵一样，很容易爬过去，孔子的伟大像天一样，不可企及，不可超越。

 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子贡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也说明了子贡在孔子及儒家学派中的重要地位。

三、子贡与“儒商”

 子贡是孔子的重要弟子，是孔子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又由于他在商业上的特殊才能（这在孔子弟子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后来被称为“儒商”的始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贷殖当推子贡贤。”“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陶朱事业”为商业的代名词，“端木生涯”则是商人的称谓。陶朱指春秋时期的陶朱公即范蠡。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之后，辞官来到齐国的定陶，更姓易名，称为朱公，从事商业活动取得成功。他富有而又好善乐施，和子贡一起被视为商人的典范；黎阳,河南省浚县的古称。）这一幅幅世代流传、直到今天仍被商家推崇选用的名联，从一个侧面说明子贡对儒商文化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

 所谓“儒商”，是我们今天对以儒家的基本理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而获得成功的人的称呼。儒家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结为“仁”、“义”、“忠”、“恕”几个方面。简单的说，仁是仁爱，义是合宜，忠是尽心，恕是同情，也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社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要像关爱自身那样关爱他人和社会（爱人如己），合理的协调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不是说儒家不要个人的利益，而是说要实现自身利益与群体、社会的利益的最高统一，也就是孔子在《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合也”。子贡经商获得成功，他不是靠损人利己，而是秉持了儒家的这些基本信念。他在自我人格修养中坚持“温、良、恭、俭、让”（温和、良善、恭敬、节制、谦让）的道德修养原则，努力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也就是即使有钱，也不张扬、不骄横、不摆谱）；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的、换位思考的方式处理人我关系，实现互惠共赢，并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泛的帮助救济民众）的博爱胸怀，慷概回馈社会。

 子贡这种坚持诚信、公心和社会责任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树立良好形象，有利于实现商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子贡所代表的儒商精神受到了近代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有“日本实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和体验写成《“论语”与算盘》一书，大力提倡要把商业才能和儒者精神结合起来，即：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的精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而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其财富创造才能持续下去。今天，不仅我国高层开始重视儒商文化研究，而且各地也开始兴起研究热潮，如孔子故里曲阜学院设了“儒商学院”，武汉市已成立了“子贡书院”。这说明日本作家井上靖所预言的子贡“将居于孔门研究的中心”的情形已经到来。

仲天惟（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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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天惟（莱阳）

历史,象是一个说故事的评书场，为名人说故事。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半,添油加醋。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出身于外国的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发动政变要夺秦王的权。他的为人,被渲染得暴虐恐怖,说他的声音如同豺狗,内心如同虎狼,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近年来,我为撰写《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和《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两书,着手考察秦始皇的历史,追究秦始皇的故事,清理有关秦始皇的传闻和神话,随着清查工作的进程,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一一浮现出来。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有第一流的遗传基因,相貌堂堂,行动敏捷。他听信了亡国丞相李斯的坏主意,确是下了焚书令,但是,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可信，坑儒可疑

焚书的事情,详見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记事中,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史料来源也清楚,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这件事情,《史记》以前的文献有记载,司马迁自己也另有直接的证言。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记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的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记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记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记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市,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典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记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提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之罪,依法腰斩处死。然而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 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在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侯生和韩众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徐福是与韩众和卢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坑儒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 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享受着美味的海鲜,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符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贾谊撰写《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列举秦始皇的种种败政时,只提到焚书,对于坑方士,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也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结果,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的原型,见于《说苑·反质》篇。这篇故事,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完整,更生动,更好听,典型的一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秦始皇段子。这条段子的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记事,在这条段子的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这位侯生大人,临危不惧,正义凛然,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一派为方士脸上贴金的野语村言。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记》,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文采。为了使记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彩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可信性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记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作宗旨和编撰意图。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他于是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焚书坑儒——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秦始皇坑儒,是一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改编的年代是东汉,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一体,混为一谈,浑水中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不过,在西汉时代,对于方士们自编自叙,津津乐道的这个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感。汉武帝以来,继方士之后兴起的儒生们,开始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没有想到接手这个故事,来一番冒名顶替的改造。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写历史的风潮。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官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坑埋的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使套子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的实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历史被改造以后,儒生们又根据新的历史制造新的名词。班彪活跃在东汉初年,《汉书》是他与儿子班固,女儿曹大家的共著,遵从官方的旨意,供奉经学为正统。《汉书·五行纪》数落秦始皇的暴政,“燔诗书,坑儒士”开始同时并举。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从此以后,燔书坑儒－焚书坑儒,作为一个汉语常用词汇,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文化观念,应运生发出来。

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

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远远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书读不懂,秦始皇也永远读不懂。我前面说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有一半的理由在这里。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至此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他们不但将被坑埋的假红帽子抢来戴在头上,以未曾支付过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而且私下里偷偷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治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焚书,是赤裸裸的文化暴行,易于识破,危害有限。尊儒,是阴惨惨的文化收买,迷惑人心而危害深远,更需要理性而明智的警觉。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说,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如果对坑儒这个谎言一定较真,焚书坑儒这个汉字的常用词将分解,坑儒将被认定是尊儒的帮衬,两千年来数不清的史籍文献要修订,无数的高谈阔论要收敛。而今眼目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韩国的历史教课书、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改写?

……

麻烦大了去、还是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