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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阳，是一个历史地名，曾是帝尧时期的都城。西周时期为郕国国都。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成阳侯国，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设成阳县。东汉时期，成阳县属兖州济阴郡，魏、晋、南北朝因之。晋代改名为城阳县。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成阳县旧址置雷泽县。金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雷泽降为镇，属鄄城县。其位置，在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
仲氏家族与成阳如何搭上关系？这要从汉朝的碑记说起了。
查〔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有“惟序仲氏，祖统所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兴，宣平功遂，受封于齐。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后嗣乖散，各相土择居。帝尧萌兆生长，葬陵在于成阳，圣化常存。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以传于今”等语。
此文认为：成阳仲氏本姓姬，是周宣王时期的卿士、樊侯仲山甫的后裔。成阳是帝尧陵墓所在地。据《太平寰宇记》：“仲山甫墓，在雷泽县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俨然若新。”可见仲山甫也葬于成阳。因此，其后裔“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
查〔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汉故廷尉仲君之碑》，有“君讳定，圣汉龙兴，家于成阳，父张掖、广汉太守……举孝廉，拜尚书左丞，除郎中，迁彭城吕长，征试博士……迁豫州刺史、将军从事、符节令、豫章太守，征议郎，拜大尚书，逊位。复征拜将军长史，迁城门校尉、执金吾，拜太中大夫，迁廷尉卿”等语。
此文认为仲氏是“圣汉龙兴，家于成阳”，窃以为有误。当为仲山甫去世后，有后裔在成阳守墓，遂家于此。
从东汉时期的碑文来看，仲氏家族在成阳可谓人丁兴旺的豪门大族，远多于彼时的任城仲氏（如果济宁仲家浅族谱属实的话），从政者亦颇多。《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就写道：“子孙承绪，履仁好义，耽乐道术，教授经业，雍徒带众，滋滋汲汲，诲人不倦，海内称之曰儒术之宗。”彼时修缮帝尧陵墓及附近百馀间房屋（专门供学子学习“六经”），成阳仲氏族人踊跃参与并捐款。
查〔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五月《成阳灵台碑》，有“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汉隆盛，德被四表，大平未至，灵瑞未下，四夷数侵，军甲数扰，匪皇启居，日稷不夏。案经考典，河洛秘奥，汉感赤龙，尧之苗胄，当修尧祠，追远复旧，复治黄屋，推原圣意……仲䜣伯海，从右中郎将迁钜鹿太守；仲球伯仪，从大尉掾迁吕长；仲选孟高，辟司徒府。迁徙不绝，皆兴治大圣黄屋之力。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遵矩蹈规，上仁好义，见群从无者，代出钱万以立碑，大意翻然，君子善之”等语。
碑阴列仲氏门宗前所会计治黄屋出钱者：司徒掾仲选字孟高出钱二千，钜鹿太守仲䜣字伯海出钱一万，吕长仲球字伯仪出钱三万七千，五官掾仲荐字叔孟出钱二千，从事仲谟字升高出钱二千，督邮仲熊字伯敬出钱二千，主吏仲钧字季远出钱二千，主吏仲□字伯豪出钱二千，主吏仲耽字伯通出钱二千，主吏仲遐字季甫出钱二千，主吏仲昙、仲贺出钱二千，主吏仲盖字升高出钱二千，主吏仲福字叔惠出钱二千，主吏仲年字仲进出钱二千，主吏仲璜字景鸶出钱二千，督邮仲邰字子周出钱二千，主吏仲调字子骞出钱二千，主吏仲容生出钱二千，主吏仲东阿出钱二千，主吏仲阿先出钱二千。
碑阴列仲氏门宗所会计立作石碑诵出钱者：司徒掾仲选字孟高出钱千四百，钜鹿太守仲䜣字伯海出钱千四百，吕长仲球字伯仪出钱三千二百，从事仲谟字升高出钱千四百，督邮仲熊字伯敬出钱千四百，督邮仲靟字升台出钱千四百，主吏仲福字叔惠出钱千四百，主吏仲璜字景鸶出钱五百，主吏仲调字子蹇出钱千四百，督邮仲邰字子周出钱千四百，主吏仲熾字容生出钱千四百，主吏仲东阿出钱千四百，主吏仲葵字叔武出钱五百，守黄屋墙夫仲民主。
查〔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十月十日修《帝尧碑》名录，有：仲䜣，成阳人，故钜鹿太守；仲选，成阳人，故广宗长；仲球，成阳人，□丞，□□□□□□□□□□□。碑阴刊名：仲福，字叔惠，出钱千五百；仲□，出钱六百。
查〔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成阳令《唐扶碑》名录，有：仲字，字仲授，成阳人，故从事；仲规，成阳人，督邮；仲瑝，成阳人，郡掾。
查〔民国〕《铜山县志·卷六·官司表中》，有：仲定、仲球字伯仪，皆吕长。
从上面这条记载可以看出，成阳仲氏族人仲定、仲球，曾在彭城（徐州）为官。后来的彭城仲氏是否与其有关，不好妄自猜测。但是，晋朝的时候，彭城仲氏族人仲诞，担任武威太守。其女儿仲令仪，在丈夫去世后，常为贵游子女教授琴书，后皈依佛门，法号净检，是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尼姑）。唐朝时，彭城人仲辨，迁于蜀都，子仲袭，孙仲远，曾孙仲子陵（唐大历十三年进士），玄孙仲无颇（唐文宗时为弘文馆学士）。权德舆在《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中写道：“君讳子陵，字某。其先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三月初二日，彭城人仲渥，曾题刻洛阳龙门山。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九日，知濮州韩铎上书称：“尧陵在本州雷泽县东谷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历代碑记俱存。县北有樊侯仲山甫墓，傍有大碑，断缺仆地，不可辨。前有石室，高寻广丈，制度精密，如成都文翁之石室。唐刺史赵冬曦祭文刻于石碑。望敕本州春秋致祭尧陵，置守陵三五户；樊侯墓取仲姓者二户，免其租，俾奉洒扫。”这说明，彼时的濮州（州治在今山东省鄄城县旧城镇）知州韩铎也认为仲姓是樊侯仲山甫的后裔。而从现存之吴江、济宁体系的仲氏谱牒来看，并无仲氏族人迁濮州（不是濮阳）的记载。而离成阳故城最近的广济军定陶县闵丘乡，倒有仲氏族人，这就是仲讷一族。
查《宋史》二〇八卷，有景祐元年进士、定陶闵丘乡仲讷。
查〔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四《尚书屯田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君仲氏，讳讷，字檏翁，广济军定陶人，曾祖讳环，祖讳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讳尹，始仕至曹州观察支使，赠右赞善大夫。君景祐元年进士，起家莫州防御推官……又权博州防御判官，以母夫人丧去。去三年，复权明州节度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临溪两县，又通判解州……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三男子：伯达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为进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县尉崔绛、兴元府户曹参军任膺。博士以熙宁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定陶之闵丘乡。”
查〔宋〕欧阳脩《欧阳脩全集》卷四三《仲氏文集序》：“君讳讷，字檏翁……少举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而止。”
查《苏轼诗集》，有《和仲伯达》、《答吕梁仲屯田》、《次韵吕梁仲屯田》、《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答仲屯田次韵》。其中《答吕梁仲屯田》写道：“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村。”说的是屯田员外郎仲伯达的官居，在彭城县吕梁镇悬水村。
从上述内容来看，仲讷的家族世居定陶闵丘乡。那么，与成阳仲氏是否有渊源？其后人又去了何处？
至于成阳仲氏与卞里仲氏的关系，因为缺乏史料，仅能作一下推测。
如果仲氏谱志记载的“仲咨，仕鲁为卞邑大夫，遂家于卞”属实，那么结合当时的制度，卞庄子（曾任卞邑大夫）、仲咨及其后人仲由（子路，曾任卫国蒲邑宰）担任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官员，“邑大夫”是邑宰的俗称，后世叫知县、县令、县长，这个是不好世袭的。
“咨生奂，奂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凫生仲由字子路”只是叙述了他们的世系传承关系，并不等于一脉单传。
倘若“仲山甫是鲁献公的仲子”属实，那么不排除仲山甫的仲姓后人（只所以提“仲姓后人”，是因为樊姓也以仲山甫为祖）除了去成阳守墓、形成成阳仲氏一脉以外，也有仍居鲁国者（或许仲咨是其后代）。
我最初了解仲氏家族的历史，都是通过现存的谱牒和家志。随着涉猎的古籍越来越多，发现的古代各地族人也越来越多，愈发对现在的仲氏谱志体系产生怀疑。研究仲氏历史，在立足谱牒的基础上，还是应该结合史料来分析，思维不能局限于谱牒的记载。
前贤曾曰：“唐人最重谱牒。”而历经五代丧乱，各姓谱牒荡然无存。从唐朝到清朝，朝廷褒崇圣贤，蠲免后裔的赋役。于是，编纂家乘者，览所见之书，不论里籍，但凡史籍有名，便列为某代先祖。而汉朝以来，国史、方志、金石、文集、杂著中之仲氏族人相当的多（譬如本文提到的“成阳仲氏”），多不见载于济宁仲家浅体系的仲氏谱牒与家志。难道他们都无嗣？难道他们没有后人外迁？难道他们与泗水、吴江、济宁的仲氏族人并非同族？难道各地仲氏族人的祖籍都能追溯到卞邑、延就亭（横坊村）及仲家浅？难道各地的仲氏族人真的全都是仲子（子路）的后裔？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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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6 21:25
发表于 2010-7-6 2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