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本宅内的“金带围”

仲晓华（上海）

仲本宅内的“金带围”

	《县志类编》“异闻”载：“嘉靖十年，宪使仲本宅，开金带围芍药花三枝，知县邓继曾有诗纪之。”为何芍药花开要写进“县志”且纳入“异闻”呢？因为“金带围芍药”非同寻常,不仅罕见奇特，而且花色绚烂，花貌雍容，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四相簪花”的故事，使此花增添了传奇色彩。故事说的是北宋庆历年间，扬州州衙后园内，芍药一干四朵，且俱为金带围。时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的北宋名臣韩琦，特邀当时都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陈升之同来赏花饮酒，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遂成千古佳话。其花其事，与四人同时代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中有载。自此?本视为离别之花“可离”的芍药便身价百倍，成为盛世富贵的吉祥花。所以当仲本宅内开有“金带围”芍药，便被视为祥瑞之兆，成为美谈。其实,《县志类编》这段记载中，时间或人物上，二者必有一误，嘉靖十年（1531）任宝应知县的是黄敖，而邓继曾是嘉靖十一年（1532）才任宝应知县的。 　　1983年冬，在我县泾河镇张家庄仲氏家族墓地，抢救性地发掘了明代浇浆墓一座，出土了两具不腐尸，其墓主人即为明代陕西按察使仲本与其夫人赵氏，此两具尸体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随葬出土的仲本穿戴的一套官服及深埋地下四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一张状纸，现尚在我县博物馆中展出。 　　仲氏，宝应望族之一，其族以医术出名于元末明初，以科举显耀于明代中期。 　　史载：仲明斋为元朝医学教授，子孙世传其业。明天顺初，诏征天下名医，仲昶被征，景宗授以太医院院使，赐金示宠。明宪宗即位，问仲昶诸子之中?可继任，昶推荐其侄仲兰。说仲兰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书法尤善。宪宗遂授仲兰为中书舍人。昶卒，仲兰任太医院院使，加尚宝寺卿，进通政使司右通政，掌院事如故。 　　仲兰喜交游，遵礼法，当时贤士大夫如刘大夏、李东阳、王鏊、杨廷和等，与其过从殊密。仲兰母亲郑氏八十寿辰，周太后召见于慈寿宫，赐琥珀念珠、玉顶金根万年杖。仲兰在宝应为其母特建荣寿楼一座，刘大夏曾赋诗以纪。仲兰医术高超，堪称一代“神医”。 《县志类编》载“仲兰医死人复活”中说仲兰以奇特的方法治好户部郎中水蛊疾，回乡时在宝应救活已入棺即将下葬的孕妇母子。这些故事后来被蒲松龄採用，作为《聊斋志异》“酒虫”“太医”的原始素材。 　　仲本是仲兰的长子，字与立，自幼聪颖好学，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刑部主事。其弟仲—’，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比其兄早三年登科，曾任庶吉士，迁礼部主事，可惜早卒。当年为纪念他们兄弟进士，宝应曾建“启秀坊”、“联芳坊”于城内。仲本历任汝宁通判、严州同知、广西佥事、河南佥事、陕西按察副使、按察使等官。他为人刚直、执法无情，常得罪于权贵，故其仕途坎坷，曾数度被贬。明正德初期，因和窃权擅威的宦官刘瑾之流“绝不与通”而遭坐诬，谪两浙运同，寻革职。直至嘉靖御极（1522）方恩以按察使致仕。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正德帝南巡，大学士梁储扈从，尝驻跸宝应。梁储曾单独带一胥从，夜访仲本，两人谈至深夜始散。县城宾曦门外（东门）有仲家街，仲本建有东园，筑小山，植松桂，世称金陵“四大家”的南京刑部尚书顾U名其山曰“高风山”，喻仲本亮节高风。仲本每年自酿佳酒百斛，招待客人，不干与外事。李东阳、朱应辰、朱曰蕙都曾游园赋诗。虽然他赋闲在家，但他对地方上兴利除弊的公益事务，从不沉默。革职家居期间，适逢荒年，他出粮千石，煮粥赈灾。尝为开宝应越河的事上疏，陈述利害，后得开宏济河。 　　“金带围”芍药开后五年，嘉靖十五年（1536），仲本卒，四百四十七年后，从发掘的仲本墓葬中来看，全无明代厚葬习俗的丰厚随葬，只有极其简朴的衣饰，其状近似普通百姓。可见，仲本生前是一位廉吏。 　　“金带围”芍药的开放，并未使仲氏后人出将入相。看来，花开花落与时世变更并无什么必然联系。“簪花四相”虽是偶然巧合而演绎的故事，但其中饱含着人们对富贵吉祥的期盼与憧憬。

仲文余（天长）

仲氏为宝应望族的一段历史，是仲氏曾经的辉煌，以“金带围”引述娓娓道来，锦上添花之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