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孔门弟子称“子”现象研究

仲磊

　　春秋文献中，“子”字一般称以下几种人：一、贬称蛮夷戎狄之君，如“楚子”“吴子”“戎子”“夷子”等等；二、贬称华夏小国之君，如“邾子”“杞子”“滕子”等等；三、尊称华夏大国之卿大夫，如“季子”“赵武子”“孔子”等等；四，引申第三义，作第二人称代词，略含敬意，犹后世之“您”或“你”，如《论语·微子篇》18·6章：“子为谁”；五，兼指男女，如《子路篇》13·18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指儿子。《先进篇》11·6章：“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指女儿。
　　本文的重点不在孔子而在其设帐弟子，但要讨论设帐弟子“称子不称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孔子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被尊称为“孔子”“夫子”“子”的礼制。根据周代以“子”尊称华夏大国卿大夫的礼制，我以鲁定公10年孔子担任鲁“相”为分界线，把孔子一生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如果严格按照周礼，孔子早期没有担任卿大夫，随侍弟子只可能尊称他为“先生”，不可能尊称他为“孔子”“夫子”“子”，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但是《论语》收录的孔子早期语录，也尊称他为“孔子”，应该是《论语》编辑者改动的结果。编辑者改动简牍时，孔子早已当过鲁国卿大夫，已经可以尊称为“孔子”“夫子”“子”了，因此这样的改动也说得过去，不算僭越礼制。晚期正式担任卿大夫以后，包括他辞去鲁国官职一直到去世以后，被随侍弟子乃至后人尊称为“孔子”“夫子”“子”，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除了少数执意不肯做官的弟子以外，孔子的大多数授业弟子，都曾位居卿大夫之列，做县邑大夫的很少，即使做了县邑大夫，时间也不长，很快就升为卿大夫了。例如孔子在世时，子夏在鲁国做过县邑大夫，孔子去世后，子夏就到河西魏文侯那里做国君的老师去了。他们教育各自弟子的语录，一般由各自的随侍弟子所记录。按照周礼和孔门习惯，随侍弟子记录时，都应该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将各自老师的语录记作“某子曰”云云。但是这些语录在被收进《论语》后，有的全部继续尊称“某子曰”；有的间或继续尊称“某子曰”，其他改为直称其字；有的则完全不再尊称“某子曰”，全部改为直称其字。
　　对这些现象，古来经师从未重视，他们虽然偶有考据，但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这与经师学者小看了这一现象隐含的礼制文化意义密切相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都非常不利。我认为，孔子弟子“称子不称子”的现象，看似末节小道，却隐藏着孔子去世不久儒学分化发展的许多重要信息，隐藏着战国早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许多重要信息，学者不可等闲视之。学术界常说，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孔子就是其中的第一朵“花”，儒家就是其中的第一“家”。要是没有第一朵“花”，是否有“百花齐放”；要是没有第一“家”，是否有“百家争鸣”，恐怕都很难说。孔子的授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开山祖师，他们在孔子去世后开宗立派，互相争鸣，这些在“称子不称子”问题上都有所反映，因此，孔子设帐弟子“称子不称子”绝非小事。
　　本文拟以《论语》为基本文献，适当参考《左传》《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尊师篇》《战国策·魏策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魏世家》等史料，以考据为基础，系统研究孔子弟子“称子不称子”这一现象。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仅仅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通过考据，揭示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礼制文化意义，并且借此探讨孔子去世不久，历史刚刚进入战国时代时，儒学分化发展的某些基本情况，探讨战国时代早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某些基本情况，为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参考。
　　孔丘尊称“孔子”“夫子”“子”
　　凡是研究过《春秋》的学者都知道，春秋君子特别讲究“名正言顺”，怎么称呼人，是极其讲究，有许许多多一系列严苛规定的，一点都不可马虎。无论是谁，只要他违反了这一礼制，都会受到君子的讥讽，严重的甚至可能还有性命之忧。
　　“子”在春秋时代中后期尊称华夏大国的卿大夫，如晋国的赵宣子（赵盾）、卫国的宁武子（宁俞）、吴国的延陵子（公子季札）、鲁国的“三子”（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等。而且尊称这些卿大夫为“子”时，一般都要冠以姓氏或行第，称“某子”，如尊称季孙氏为“季子”之类，以免引起认知混乱。只有极少数地位和道德都特别崇高的卿大夫，在单称其为“子”又不致引起认知混乱的情况下，才能特别尊称他为“子”，不冠姓氏和行第，如鲁国的“三子”等。其他人一般是不可尊称为“某子”，更不可特别尊称为“子”的。华夏大国的卿大夫也被尊称为“夫子”，别人同样是不可被尊称为“夫子”的。春秋时代末期，诸国正卿总管的地位大大提高，许多总管不仅是正卿的家臣，同时也是朝廷的大臣，少数总管甚至通过控制正卿来执掌国命，因此那时偶然也尊称道德高尚的正卿家臣为“某子”，如孔子弟子子路，老了以后亦字季路，卫出公时代做了卫国正卿孔悝的家臣，《左传》有时就因此尊称他为“季子”；另一弟子冉求字子有，做了鲁国正卿季氏的家臣，同时也是朝廷大臣，有一年齐鲁大战时，他甚至还当过鲁军的副统帅，《左传》偶尔也尊称他为“有子”。
　　据《左传》记载，孔子大约在三十四五岁时开始招收弟子，设帐授徒，《论语》中孔子早期弟子多尊孔子为“孔子”，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早期弟子记录孔子语录时，就尊称老师为“孔子”。这时孔子尚未正式出仕，没有担任卿大夫，随侍弟子尊称他为“孔子”，多少有些僭越礼制的味道。不过只在孔门内部尊称“孔子”，而且只出现在早期弟子数量很少的简牍上，口头上可能并不会出现，孔子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弟子对自己的这一尊称。而且当时这些简牍还装在弟子们各自的布袋子里，还没有被编进《论语》，传播开去，倒也问题不大。等到孔子去世几十年以后，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弟子编辑《论语》时，天下人都知道，孔丘是当过鲁国卿大夫的，尊称他为“孔子”“夫子”“子”没有僭越礼制。所以即使把孔子出仕前就被尊称“孔子”的语录收进《论语》，问题也不大了。鲁国大夫柳下惠去世后，其妻私谥丈夫为“惠”，当时也没有什么问题，《论语》《左传》甚至都采用这个私谥。这说明只要不在官方场合公开违反礼制，不太出格，当时是被允许的。第二种可能性是，孔子早期语录，随侍弟子记录时仅仅尊称他为“先生”，《论语》编辑者收录早期语录时，改尊孔子为“孔子”，这当然也符合礼制。以上两种可能性都有，而以第二种可能性为大。
　　后来孔子当过鲁定公、鲁哀公的“相”，当过鲁国的“司寇”，具有卿大夫的级别，不同于一般的下大夫，即使他只干了几年就辞职不干了，后来甚至去世了，但按照周礼，从孔子当卿大夫之日起，尊称他为“孔子”，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完全符合礼制。《论语》中有些语录尊称孔子为“孔子”“夫子”，其记录时间如果在孔子出仕之后，就完全符合礼制。
　　孔子以平民身份一下子位列卿大夫，可谓地位崇高；他又道德高尚，遵守礼制，所以《左传》中引用“君子”的话评论当时的人物事情时，常常引用孔子的话；而且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天下学问无所不通，教育弟子无不尽心，当时就有很多君子称赞孔子“圣”“仁”，孔门徒子徒孙全都发自内心地尊敬孔子，因而按照周代特称少数地位和道德都特别崇高的卿大夫为“子”的礼制，在一定的场合里，在不引起认知混乱的情况下，特别尊称孔子为“子”，前面不再冠以姓氏，这也是完全符合礼制的。《论语》中凡是特别尊称孔子为“子”的记录，都是记录孔子出仕后的语录和事情。
　　孔子早期弟子学有所成后，大都很快当官去了，除了子路、闵子骞老了以后可能受师弟们影响，也曾设帐授徒以外，其他早期弟子还没有发现设帐授徒的。晚期弟子设帐授徒的很多，甚至形成了风气，这可能与孔子晚年学问才逐渐成熟老到有关。老师的学问还不到家，弟子做学问的就少；老师的学问老到，弟子做学问的才多。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史学术史的通例。这些晚期弟子早在孔子在世时，甚至在自己还跟着孔子当学生时，就已经开始设帐授徒。孔子去世后，他们当然继续授徒。这样孔门就出现了三代人：祖师爷孔子、孔子设帐弟子、再传弟子即孔子的徒孙。徒孙尊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如果继续尊称祖师爷为“孔子”，其表现形式也是“某子”，那就把祖师爷与师父的辈分混为一团了。这应该也是孔子晚年被徒子徒孙特别尊称为“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设帐弟子《论语》继续尊称“某子”
　　既然按照周代礼制，做了卿大夫的孔子，其学生应该尊称他为“孔子”“夫子”“子”，那么同样的道理，孔子有些弟子也设帐授徒，也做了卿大夫，这些弟子的学生，在记录各自老师的语录时，也应该尊称他们各自的老师为“某子”。当然，如果设帐弟子中有人暂时还没有当卿大夫，学生就尊称他们为“某子”，那是有些僭越礼制的；但当他们当了卿大夫以后，再尊称他们为“某子”，则完全符合礼制，即使事后把早先的语录改为记作“某子”，也基本符合礼制。《论语》中出现的孔子弟子，除了颜回、原宪和闵子骞因为不肯当官而终身没有官职外，其他弟子都是当了官的，官职最小的如子游也是鲁国武城的县邑大夫。《论语》成书时，这些弟子均已去世，考虑到他们生前都当过大夫甚至卿大夫，敬称他们为“某子”，应该是符合礼制的。只是他们当卿大夫的时间节点，因为史料阙如，已经很难一一考定了。为了区别辈分，也为了表示对孔子特别的尊敬，孔子晚年，其徒子徒孙们一般都特别尊称他为“子”。徒孙们尊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即在“子”的前面冠以老师的姓氏，这本来是春秋时代尊称卿大夫的做法。徒孙们称呼老师的同学，则一律不称“某子”，而是统一称字，以略表敬意。⑥这些就是孔门在彼此称呼上的主要讲究。
　　例如闵损，字子骞，鲁国人，仅小孔子15岁，应是孔子早期弟子之一。孔子早期弟子跟着老师读几年书以后，大多早早从政去了，很少有像闵损这样，长时间随侍老师，致力于读书做学问，甚至还设帐授徒的。《论语》中只有一个尊称他为“闵子”的例子：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11·13）
　　按照周礼和《左传》对《春秋》的解释，称字不称名，贵之也，那么称字含有尊敬的意味。因此孔门的规矩，同学之间互相称字，不互相称名。同学的学生除了尊称祖师爷孔子为“子”，尊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外，称呼老师的同学都一律直接称字。本章记录者特称孔丘为“子”，而尊称闵损为“闵子”，闵损的同学则一律直接称字，可知这位记录者无疑就是闵损的授业弟子。《论语》中共有5章写到闵损，另有6·9、11·3、11·5、11·14几章写到他，均不尊称“闵子”，而且6·9、11·14两章还是闵损教育自己弟子的语录，亦不再尊称“闵子曰”云云。虽然《论语》中只有一章尊称他为“闵子”，我们仍可据此推断闵损设帐授徒，有自己的弟子。《论语》《仲尼弟子列传》对闵损的评价总体上都不高，只是说他讲孝道，不做官，如此而已。学问上他没有开宗立派，仕途上也似乎乏善可陈，《论语》中收他的语录也很少，看来他只是孔门一位很一般的弟子，在学术界和官场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论语》编辑者保留“闵子”之称，应该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家有门徒，门徒既然尊称他为“闵子”，那就保留下来吧，如此而已。《论语》孟子烂熟于心，常常开口说话就引用，我统计孟子引用今本《论语》至少24处。孟子亦曾尊称闵损为“闵子”，想必也是受了《论语》中这一章的影响。《孟子》常常引用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其中许多语录不见于今本《论语》，或许曾参师徒没有收进《论语》的一些简牍，孟子当时尚可看到不少。如果这一推测不无道理，那么孟子尊称闵损为“闵子”，或许还与其他尊称闵损为“闵子”的遗简有关，也就是还与闵损别的语录有关。
　　再如冉求，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29岁，孔子晚期弟子。鲁哀公时代，他曾经担任鲁国正卿季氏宰，《论语》中有13章写到他，其中只有两章尊称他为“冉子”：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
　　请益。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篇，6·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子路篇，13·14）
　　冉求官至鲁国正卿季氏宰，很可能还是朝廷大夫，与季氏一起上朝，官位不可谓不高；据《左传·哀公11年》记载，这年齐鲁大战时，冉求甚至担任鲁国的副统帅，并且打败了强大的齐军，名声不可谓不大。《论语·宪问篇》载，孔子称赞他“艺”（14·12），大概是指他学问之外，还会打仗之类，古人把很多本事都笼统地称为“艺”。但他在继承发展孔子的道德学问上却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更不是孔子开宗立派的弟子，死后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从道德学问上来说，冉求只是孔子帐下一个很一般的弟子。《论语》中收了冉求弟子的上述两章原始记录，编辑者便一仍旧贯，如此而已，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又如有若，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33岁，是孔子晚期弟子之一。哀公8年吴人伐鲁，鲁国告急，一时无兵可派，有人想让首都三百“国士”上阵，其中就有有若。《孟子·滕文公上》（5·4）《仲尼弟子列传》都说，有若长的很像孔子，孔子去世后，弟子思慕老师，一度把有若当孔子服侍，但很快发现有若的学问完全不行，同学们问的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他当然很快就被同学们赶下了台。《论语》中总共有4章写到有若，除了12·9章对哀公问不称“有子”外，其余3章均称他为“有子”：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篇，1·12）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篇，1·13）
　　有若称“子”的原因，古人以为《左传》曾称他为“国士”，所以称“子”。这个见解恐怕有问题。鲁国“国士”有三百人之多，其实都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打仗本是武夫之事，鲁国当时无兵可派，情急之下，有人出了个馊主意，想让这些读书人去上战场，如此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论语》《左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对有若的评价都不高，仅仅因为他设帐授徒，教育弟子，其弟子们就记录了他的部分语录，按照周礼和孔门习惯尊称他“有子”，《论语》的编辑者也没有改动，就这么直接收进来了，如此而已，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孔子设帐弟子《论语》中继续尊称“某子”，惟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曾参。曾参字子舆，鲁国武城人，小孔子46岁，是孔子晚期年龄最小的弟子之一，只有子张比他还小2岁。他的父亲曾皙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通孝道”，“作《孝经》”。《孟子·离娄上》也说曾参才是真孝子，曾参之子曾元不是真孝子（7·19）。《论语》总共有15章写到曾参，其中14章是他的语录，这些语录全部都尊称“曾子曰”云云。为节省篇幅，我就不一一引用了，其中有两章非常特别，记载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现引用如下：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4·15）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篇，8·4）
　　这两章记录了两个非常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面那一章曾参语录，应该是曾参20多岁，投身孔子门下不久，刚刚有了自己的弟子，孔子还在世时说的话。曾参的弟子听不懂祖师爷的话，曾参就解释给自己的弟子听。孔子72岁去世，其时曾参年仅26岁。曾参26岁以后，孔子已经去世，就不可能参与这次谈话了，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他们师徒祖孙三代人这次谈话的大体时间。上面那一章中，祖师爷孔子特称“子”，老师曾参尊称“曾子”，曾参弟子则笼统地自称“门人”，师徒祖孙三代的关系清清楚楚。这说明曾参设帐很早，进入师门不久就设帐了。下面这一章应该是曾参晚年将死时说的话。古人说曾参活了70岁，假定这番话是他70岁时说的，这时孔子已经去世44年了，历史早已进入了战国时代，那么下面这一章很可能就是《论语》中原简记录的时间最晚的一章。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研究《论语》的编辑工作和成书时间都是很有好处的。
　　按照周礼和孔门惯例，孔子设帐弟子教育各自的弟子时，弟子若有所记，原简记录应该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但是当这些简牍被编进《论语》后，有些尊称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尊称却被编辑者修改了。
　　《论语》中记录孔子设帐弟子的言行，而继续尊称弟子为“某子”的，只有上述四位。其中有若、闵损、冉求三位弟子，虽然全都设帐授徒，但学问一般，更非孔子之后开宗立派的弟子，后世亦少有称述。他们的学生似乎也不怎么特别优秀，战国文献中很难见到他们弟子情况的记载。《论语》编辑者保留他们三位被尊称为“某子”的部分记录，对原始简牍不予改动或较少改动，恐怕是因为觉得无关紧要。如果《论语》除了孔子以外只尊称曾参为“某子”，反而让曾参处在风口浪尖，对曾参非常不利。先把那些厉害的同学排除在外，再找几个无关紧要的同学作自己的陪衬，让他们继续称“子”，对确立曾参在孔门的重要地位，反而是非常有好处的。这就像美女竞争心仪男子时，常常要找几个不怎么美的女子作自己的陪衬一样。时代有古今，事情虽不同，道理却相通。
　　曾参受到孔子特别的教诲，并依据孔子的传授，著作《孝经》，其本人孝顺父亲的故事战国时代中期即已名闻天下，加上他很可能得到了编辑《论语》的有利条件，想借此确定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又很可能以为自己才是孔子道德学问的惟一忠实继承者，所以《论语》所收他的所有语录全都继续尊称他为“曾子”。关于曾参编辑《论语》的这些推想，我在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设帐弟子《论语》不再尊称“某子”
　　我们再讨论一下孔子弟子中设帐授徒，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习惯，原简记录理应尊称为“某子”，而简牍收进《论语》后却完全不再继续尊称为“某子”的现象。
　　我们首先谈谈子路。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五十岁后亦字季路，仅小孔子9岁，是孔子早期弟子之一，与曾参的父亲曾皙、颜回的父亲颜路、闵子骞、南容等人同辈。孔子早期弟子学有所成，得到诸侯卿大夫的赏识后，大多早早离开孔子从政为官去了，其中闵子骞追随孔子的时间可能较长，但只有子路一人几乎终身追随孔子，并长期担任孔子的侍卫。在孔子七十余弟子中，他与孔子的感情最深，《论语》中只收有他与老师互相责善匡过的语录，而且这类语录还不少，可见师徒感情之深。他“性鄙好勇”，为此没少挨孔子的骂，事实上他挨孔子的骂最多；他性格直爽，对老师“犯而不罔”，曾经多次犯上直言批评老师，孔门只有子路才敢直接批评老师；他的学问，老师说已经“登堂”，但尚未“入室”。他晚年才当官，其最大的官职，是当卫国正卿孔悝家的总管，这在春秋末期地位很高，所以《左传》有时尊称他为“季子”，鲁哀公15年为保卫卫出公而战死。《左传》记载，当孔子听说子路参与卫国内乱时，曾经预判子路必死于这场内乱，不幸一语成谶。所谓知子莫如父，知徒莫如师，孔子与子路师徒相知，感情真挚深厚，就是如此令人感佩。孔子有七十余弟子，《论语》共492章，其中涉及子路的记载就有31章之多，若就本文讨论孔子设帐弟子《论语》是否继续称“子”的主旨而言，最可关注的首先应该是下面节引的这一章：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罕篇，9·12）
　　“臣”相当于今日所谓的“治丧委员会”，不过周代只有诸侯才可以有“臣”，否则就是僭越礼制。这就如同今人有一定社会政治地位者死后才可能有“治丧委员会”，平民百姓死后不可能有什么“治丧委员会”一样。丧礼是人生一世最重要的宗教礼仪，孔子又是鲁国国老，其丧礼，鲁哀公和诸位大臣自然都会参加。子路让孔子僭越礼制，用诸侯丧礼，公开犯上作乱，这还了得﹗子路长期担任孔子侍卫，老师病重将死，他来安排老师后事，也是当然之事。问题是这些担任“臣”的“门人”，他们到底是孔子的“门人”，即子路的同学，还是子路的“门人”，即孔子的徒孙，古来学者一直轻轻放过，从未认真考究。他们如果是孔子的“门人”，也就是子路的同学，知礼守礼者多，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大可能同意子路让老师僭行诸侯之礼，而且子路也未必指挥得动。因此我推测，那些当“臣”的“门人”应该是子路自己的“门人”，而不是孔子的“门人”。子路生性驽钝，一生都不太遵守周礼，加上当时天下“礼崩乐坏”，君子违反周礼者可谓比比皆是，子路恐怕早已习惯了。当他发现老师即将去世时，不假思索，马上叫自己的弟子当“臣”。“门人”是子路的弟子，他才能随意指挥，才指挥得动。如果是孔子的“门人”，子路的同学，恐怕他就指挥不动了。
　　关于子路，还有一个例子非常值得关注：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篇，11·15）
　　“不敬子路”的“门人”到底是孔子的弟子，还是子路的弟子呢？子路平日与老师同学在一起时，孔子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骂”子路，从无任何问题。“门人”如果是孔子的弟子，恐怕不会因为孔子这么一句并不很重的话而“不敬子路”，同学们在一起许多年，彼此应该十分了解，孔子似乎也没有必要赶紧打圆场。如果是子路的弟子，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孔子至少要考虑子路作为老师的面子尊严，不然子路将来怎么带他的学生呢？这就是孔子赶紧打圆场的原因。
　　把上引两章合起来看一下，我推测子路应已设帐授徒，有自己的授业弟子。
　　《论语》中涉及子路的有31章之多，位居孔门弟子之首，但却只有如下这一章才是子路的语录，而且不再尊称“仲子”，改为直接称“子路”：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篇，18·7）
　　本章的记录者，自然不是子路，没有自己记录自己语录的例子，也没有自己称字不称名的例子；也不可能是子路的同学，没有同学互相记录语录的例子；也不可能是子路同学的弟子，虽然子路同学的弟子的确可以直接称呼子路的字，但是子路掉了队，随侍左右的只可能是子路自己的弟子，不可能是同学的弟子，尤其是这一章后面子路的这一番话，应该是他说给自己的弟子听的，那么本章的记录者应该就是子路自己的弟子了。弟子记录老师的言行，当然要按照礼制尊称老师为“仲子”，怎么可能称呼老师的字“子路”呢？因此我推测，本章在被收进《论语》时，编辑者将简牍中的所有尊称“仲子”的地方，都直接改为称呼仲由的字“子路”了。
　　《论语》所收子路语录，仅此一章。子路一生在孔门以忠诚信实为老师同学们所称道，从来不曾以道德学问见长，他的弟子大概也很少记录他的语录。即使有所记录，并且《论语》编辑者也采集到了少量简牍，也可能会因为子路学问不行，又一向藐视礼制，而很容易被《论语》编辑者剔除掉。还有一种可能，子路在孔门威信很高，他追随孔子早，弟子中年龄又最大，又几乎终身服侍孔子；子路在孔门以外地位威信也很高，他官至卫国正卿孔悝宰，与朝廷一般卿大夫地位无异，连《左传》所采用的鲁国卫国史料都尊称他为“季子”，说明当时鲁卫二国都很尊敬子路，这很可能让《论语》编辑者忌惮。总之子路地位威信很高而道德学问又无所称述，很容易让《论语》编辑者又忌惮，又藐视，这应该就是他的语录收进《论语》很少，惟一一章语录《论语》编辑者又不再让其尊称为“仲子”的主要原因。这些虽然只是我根据十分有限的信息所作的推想之词，并无多少铁证，但是舍此没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与子路情况相似的还有颜回。颜回字子渊，鲁国人，《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小孔子30岁，有学者推测他应小孔子40岁，可从。其父颜路是孔子早期弟子之一。在70余弟子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最高。我推测颜回也设帐授徒，有自己的弟子：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篇，11·11）
　　违反孔子意愿，厚葬颜回的这些“门人”，究竟是孔子的“门人”即颜回的同学，还是颜回的“门人”即孔子的徒孙？我认为这些“门人”不是孔子的弟子，而是颜回的弟子。孔子弟子对老师的薄葬理念甚至薄葬儿子孔鲤的行为，应该更加理解尊重支持，他们不愿、不会也不敢违反师命，所以我认为厚葬颜回的“门人”是颜回的弟子，不是颜回的同学即孔子的“门人”。颜回的弟子觉得自己的老师英年早逝，十分痛惜，而且身为弟子，理当厚葬老师，向老师表示敬意，所以不听祖师爷的劝告，就这么做了。孔子作为祖师爷，中间隔了一辈，也不太好干涉太多，只能无可奈何地发发感叹而已。我认为下面这一章是颜回的语录，其原简记录者应该是颜回自己的授业弟子：
　　颜回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9·11）
　　这一章无疑是颜回的语录，其原简记录者不可能是别人，同学之间没有互相记录语录的道理，甲的弟子也没有记录乙的语录的道理，颜回语录只可能是颜回自己的弟子所记录。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习惯，本章原简无疑本来记作“颜子喟然叹曰”云云。我认为有人在编辑《论语》时有意将“颜子”改成了“颜回”。
　　颜回早死，但他却是孔子一生最为得意的弟子，在孔子一生所教育的所有七十余弟子中，孔子仅仅称赞颜回一个人“仁”，其他即使是著名弟子如子贡、曾参、子夏等等，从无任何人得到老师如此之高的评价。“仁”是极其崇高的评价，孔子一生仅仅称赞尧舜禹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极少的几个人“仁”。《韩非子·显学篇》称，孔子去世后有“颜氏之儒”，“颜”当指颜回，则颜回不仅设帐授徒，而且开宗立派，其有众多徒子徒孙自不待言。颜回如此崇高的道德地位，很有可能让《论语》编辑者心里犯嘀咕。《论语》编辑者当然想依靠《论语》，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巧妙地确定自己仅仅次于孔子的历史地位，事实上，编辑者几乎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所以我推想，这很可能就是《论语》编辑者把以上两章中原简所记的“颜子”直接改为“颜回”的原因。
　　子路和颜回既然都已设帐授徒，其弟子在记录他们的语录，记述他们的行为时，原简中自然要分别尊称“仲子”“颜子”，但是《论语》中居然没有任何一章尊称他们两位为“某子”，这种情况并不正常。我认为，其核心原因，应该是《论语》编辑者对他们两位有些忌惮。
　　孔子另外四位设帐弟子子夏、子贡、子张、子游，《论语》中也不再尊称他们为“某子”，则应该主要与《论语》编辑者的学术判断有关。编辑者很可能认为，这四位同学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子的衣钵，甚至背叛了老师，另开新学，因此不可以再被尊称为“某子”。
　　《论语·子张篇》所收语录，应该全都是孔子去世后，孔子几位设帐弟子继续教育各自弟子的语录，共涉及五位弟子，除了子夏、子贡、子张、子游以外，还有曾参。这五位设帐弟子的语录，只有曾参语录才全部继续尊称“曾子曰”云云，其余语录则全部都不再尊称“某子”。这种现象非同寻常，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唐代以来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学者，往往以曾参师徒编辑《论语》，子夏等四人没有参与编辑《论语》解释之，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情况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小孔子44岁，是孔子晚期著名弟子之一。《仲尼弟子列传》《索隐》说他“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文学”亦简称“文”，是文章之学，文献之学，非今日狭义之文学。孔子认为，尧舜夏商周的主要文献就是“六艺”，他终身以“六艺”教育弟子，而子夏一人就传其“四艺”，子夏学问之高，对中华文明贡献之大，孔子之徒无出其右者，即使是曾参也不可能与之相比。根据《论语》的记载，特别是《子张篇》所收录的语录，全部都是孔子去世后五位弟子继续教育各自弟子的语录，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推定子夏设帐授徒，也有自己的弟子。子夏的语录当然都是子夏弟子所记录，不可能是子夏的同学或同学的弟子所记录。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惯例，这些简牍的原始记录应该全部都尊称“卜子曰”云云，但是传世《论语》中竟然无一尊称“卜子”者，全部都改称“子夏曰”云云，这种现象很不寻常。《史记·魏世家》和《战国策·魏策一》都记载，子夏带着一帮弟子当魏文侯的老师，而那时的魏国，是被后世称作“法家”的天下，其治国方略都是“法家”的那一套东西。子夏的学术地位这么高，学术贡献这么大，弟子又这么多，弟子的影响又这么大，而子夏语录《论语》中竟然没有一章继续尊称他为“卜子”，这与当时魏国乃至天下的形势应有关系，与孔子去世后儒学的发展变化亦有关系，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亦密切关联。我认为，《论语》编辑者判断，子夏虽然曾经是孔子门下让人敬畏忌惮的高足，学术地位很高，但是如今已经背叛至少是部分背叛了孔子的道德学问，成为被后世称为“法家”的祖师爷，因此不能容许他继续得到尊崇，而继续被尊称为“卜子”，所以直接把原简记录中的所有“卜子”全部改为“子夏”。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31岁，也是孔子晚期弟子之一。子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外交家和大商人，常在鲁国卫国担任卿大夫。子贡的外交才能在孔子辞去司寇之职，周游列国14年期间，即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孔子被围困在陈蔡时，就是子贡运用自己的外交才能，让楚国出兵，帮忙孔子解围的。我认为子贡与子夏一样，也设帐授徒，有自己的弟子④《论语》中共有8章子贡的语录，其原简记录者必为子贡之随侍弟子，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习惯，其原简必定记作“端木子曰”云云，但是我们今日所见《论语》中所收子贡语录，却均称“子贡曰”云云，竟无一章继续尊称“端木子”者。春秋时代的外交家称为“行人”，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老祖宗，那么子贡就是纵横家的老祖宗之一。我们读读《论语》和《仲尼弟子列传》就知道，子贡的做派与战国时代纵横家并无二致。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让《论语》编辑者判断，子贡并非孔子道德学问的真正继承者，说严重一点，他甚至是孔子学说的叛徒，不可让他继续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将原简记录中的“端木子曰”统统直接改为“子贡曰”。
　　子张复姓颛孙，名师，字子张，陈国人，小孔子48岁，是孔子一生中年龄最小的弟子。《论语·子张篇》中也收有他的语录，其原简记录必然记作“颛孙子曰”云云，但是《论语》中也全部都称“子张曰”云云。史料记载，子张传授学问时，喜欢模仿传说中圣人的外貌、打扮和做派，使自己显得高不可攀，针对这种情况，曾参曾经直接批评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论语·子张篇》19·16章）。其实真正的圣人，都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老师孔子在世时，就十分平易近人，与常人无异。《论语》编辑者认为，子张不注意圣人的道德学问，只注意圣人的皮毛，这违反了老师孔子的教诲，甚至背叛了孔子的学说，那么，子张就不应该继续得到特别的尊重，于是直接将原简中的“颛孙子曰”全部改为“子张曰”。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45岁。吴国虽然地处蛮夷之地，长期被华夏诸国视作蛮夷之国，但是到了春秋中后期，在楚国伍子胥等人的帮助下，吴国与华夏诸国的联系已经十分紧密，华夏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华夏诸国开始慢慢视之为华夏了。子游到华夏学习礼乐，又在华夏之国鲁国当官，他华夏化的程度当然也很高。《论语·子张篇》中也有他的语录，也没有一章继续尊称他为“言子”的，这种现象也不寻常。
　　子夏、子贡、子张、子游在孔子去世之后，都不仅继续设帐授徒，而且开宗立派，在当时就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四位弟子，早在战国初期，四位还在世时，就都不被当时的一些君子视作孔子道德学问的真正继承者，而都被称作“贱儒”。《论语》编辑者也认为，他们四位至少部分背叛了孔子，不能继续得到特别的尊敬，因此不能继续被尊称为“某子”，所以直接将原简中尊称他们为“某子”的记录，统统改为直接称字。
　　以上六位弟子，根据我的学习心得，都是孔子设帐授徒的弟子。即使仅仅根据《论语》所收录，除了子路只收有一章语录之外，其余五位弟子都有若干语录。最为典型的是《子张篇》，收有五位弟子的语录，只有曾参的语录才全部继续尊称“曾子曰”云云，其余全部不再尊称“某子”。这种现象绝不寻常。子路、颜回可能让《论语》编辑者忌惮，子夏等四位则让编辑者忌惮而且反感，这些应该就是他们不再被继续尊称为“某子”的原因。当然，我们要真正弄清楚其中的原因，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事先还要弄清楚《论语》的编辑者和成书时间。
　　《论语》的编辑者和成书时间
　　从逻辑学上来讲，上述子路、颜回等六位弟子都设帐授徒，大部分弟子都身居卿大夫之位，其中有的甚至还开宗立派，声名远播，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习惯，他们的弟子在记录他们的语录时，或在其他情况下提到各自的老师时，其原简记录，理应尊称各自的老师为“某子”。《论语》中出现了应该尊称“某子”而不再尊称“某子”的新情况，我们理应首先怀疑《论语》的编辑者是否做了手脚。
　　孔子终身教育弟子，大概从鲁昭公24年三十四五岁时开始设帐授徒，早期弟子如子路、曾皙、颜路、闵子骞、南容等等大约就在这时投身师门。此后不断接受弟子，又不断有弟子学有所成后离开老师去做官，晚年还接受了曾参、子张、子夏、子游这些弟子，一直到鲁哀公16年去世为止，孔子一生教育弟子前后长达近40年，真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去世前后，部分弟子也设帐授徒，这些设帐弟子也效仿老师，终身教育各自的弟子，上引曾参与孟敬子的谈话，很可能就发生在曾参70岁去世那一年。孔子去世时，曾参26岁；假定曾参真如古人所说活了70岁，那么曾参去世时，孔子就已经去世44年之久了。假如《论语》中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孔子30多岁时，最晚记录发生在孔子去世44年之时，那么《论语》中所有记录的时间跨度就长达80年左右。要把这些原简记录收集起来，编辑成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古今中外学者对《论语》的编辑工作都作了许多推测性的研究。如《汉书·艺文志》就曾推测：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班固认为孔子去世后，弟子即编辑为《论语》，这恐怕不太可能是事实，因为《论语》中有一些孔子去世几十年以后，设帐弟子的语录。但是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为老师守孝三年毕，互相揖别时，很可能担忧夫子之道断绝，很可能要把各自所记的简牍归拢，并托付给谁，嘱咐其马上或将来编辑成书。这个初步的简牍归集工作如果不马上做，等到同学们散去几十年以后再来做，那时不仅孔子早中期的弟子都已全部去世，就连晚期弟子都会大部分去世，许多简牍必然不知所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不可能有《论语》一书了。我推测，孔子徒子徒孙对编辑为《论语》的简牍，至少做了两次归集工作，一次是孔子去世后不久，一次是曾参去世前后。而正式成书的编辑工作，应该就在曾参去世前后展开。
　　古人从唐代柳宗元开始，就不断有人怀疑是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弟子最终编定了《论语》，这一推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其一，上文已经考证出，孔子至少有10位弟子设帐授徒。这些设帐弟子的语录，只有曾参的所有14章语录全部都尊称“曾子”，而闵损、有若、冉求总共只有6章尊称“某子”，子路语录仅收一章而且不再尊称“仲子”，颜回、子游、子夏、子张、子贡虽有多少不等的语录，但全都完全不再尊称“某子”。《论语》的这一特别安排，只能说明《论语》成书于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弟子之手。
　　其二，《论语》所收的语录，记录时间最晚的，很可能就是上文所引曾参与孟敬子的谈话。如果《论语》成书于曾门以外者之手，如此晚的记录，恐怕难以编进《论语》。
　　其三，由以上两条还可推测，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老师守孝三年毕，互相揖别时，应该嘱咐曾参编辑《论语》，并将归集的第一批简牍交给曾参。曾参应该没有马上编辑《论语》，等到自己来日无多时，又至少归集了一次简牍，然后由他自己，或与弟子一起，或遗命弟子编辑了《论语》。
　　孔子生于鲁襄公21年或22年，即公元前551年或550年；《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小孔子46岁，那么曾参应该生于鲁定公5年或6年，即公元前505年或504年；《阙里文献考》说曾参“七十而卒”，那么他应卒于周考王6年或7年，即魏文侯11年或12年，公元前435年或434年。《论语》应该是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弟子所编，更加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为了避免太过繁琐，如果我们假定曾参卒年为《论语》成书之年，应与历史真相相去不远。
　　设帐弟子是否称“子”与“百家争鸣”
　　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门徒编辑成书的《论语》，除了孔子语录最多外，收录曾参语录多达14章，而且章章都尊称“曾子”。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古话，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里的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是，我们如果只想到这一层，止步于此，不再深入讨论，就有可能忽略了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孔子的设帐弟子继续尊称为“某子”，《论语》中总共只有20章。除了曾参语录14章外，闵损、有若、冉求都只是偶然尊称“某子”，合起来也仅仅只有6章。如果“文人相轻”，曾参、曾参师徒或曾参门徒为什么允许三子继续被尊称为“某子”呢？我推测，这三位弟子都是孔子门下很一般的弟子，虽然冉求做了季氏宰，但是学问很一般，更不是开宗立派的弟子，后世亦无所称述。他们总体上学习孔子的道德学问，略有心得，如此而已。既然他们的道德学问都一般，所以《论语》编辑者也就让他们继续尊称“某子”了。而且，《论语》中孔子的设帐弟子不只曾参一个人独自尊称“曾子”，这反而可以较好地掩盖曾参自许为孔子衣钵真正继承者的企图，这还真是一招妙棋。
　　但是被曾参师徒有意不让继续尊称“某子”的六位弟子，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应该特别关注。这六位弟子又大体分作两种情况。
　　子路、颜回不被继续尊称“某子”是第一种情况。子路年龄与孔子很接近，仅仅小孔子9岁。他虽是孔子早期弟子，但几乎终身追随孔子，长期担任孔子的侍卫，不仅在孔门地位很高，在诸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左传》都常常写到他，还间或尊称他为“季子”。颜回虽然很早去世，但是学问好生了得，他年纪轻轻就能悟到孔子一生“博文约礼”，这样的见解还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学问。颜回早死，孔子痛哭哀悼，《先进篇》中有许多记载。我认为曾参师徒有意不让子路、颜回继续被尊称为“某子”，“文人相轻”的因素，故意打压的因素，可能比较多一些，维护孔子学说正统地位的考虑可能较少甚至完全没有。
　　子夏、子游、子贡、子张不被继续尊称“某子”则是第二种情况，最值得我们关注。《论语》编辑者刻意不让他们再称“某子”，既可能有心生忌惮“文人相轻”和故意打压的因素，更可能有曾参师徒争夺儒学正统地位，以孔子道德学问的正统继承者忠诚捍卫者自居，而有意排除异端的因素。客观而论，子夏学问之大，学术贡献之大，孔门弟子无出其右者。孔子终身学习传授“六艺”，子夏一人就独传“四艺”，其学问不可谓不大。子夏带领一帮弟子做魏文侯的老师，帮助魏文侯制定了一整套被后世称为“法家”的治国方略，魏国因此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魏文侯因此在战国时代首先称王，子夏可谓巍巍赫赫，名震天下，声望地位不可谓不高。子贡不仅是著名的外交家、大商人，后来还做了卫国的“相”，学问也相当了不起。颜回曾经悟到了孔子学问的核心是“礼”，子贡也领会到了这一层，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学问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荀子·非十二子篇》记载有“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他们究竟是不是“贱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从《荀子》所记来看，他们不仅设帐授徒，还都是开宗立派的弟子，这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既然开宗立派，学问当然非同一般，弟子门生当然会很多，在学界政界的影响当然也很大，曾参师徒对子夏等四人可能都有点“文人相轻”的考虑，都非常忌惮，因此故意打压他们一下，借以提高曾参在孔门的地位，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但是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曾参师徒在编辑《论语》时，不让子夏等四位同学再被尊称为“某子”，应该还有悄悄学习《春秋》笔法，暗喻褒贬，排斥异端，维护孔子道德学问纯洁性的考虑。孔子去世时，曾参年仅26岁。如果他真的70岁去世，则曾参去世时孔子已经去世44年之久，历史早已进入了战国时代。据《战国策·魏策一》《史记·魏世家》等文献记载，孔子去世后不久，子夏就离开鲁国，来到魏国，做了魏文侯的老师，与他一起做魏文侯老师的，还有他的弟子段干木、李克，子贡的弟子田子方。他们教给魏文候的那一套东西，已经完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孔子的那一套道德学问，而是被后世称作“法家”的那一套东西了。这些情况早在曾参去世之前，他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周代各国互相聘问，使者往来不绝于道，所有重要事情均互相通报，诸国之间自然非常了解。当时魏国有两个大人物，一是魏成子，就是向魏文侯推荐子夏等人的国相；二是翟璜，他向魏文侯推荐的人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人物，其中吴起还是曾参自己的学生，吴起也是法家、兵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总之当时魏国是法家当家，治国用的是法家的那一套理论和办法，而子夏等人做魏文侯的老师，子夏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祖师。曾参师徒理所当然地认为，子夏师徒至少已经部分背叛了孔子，岂可让其还被尊称为“某子”？②至于子贡及其弟子田子方的那一套，与后世被称作“纵横家”的做派并无二致，也早已不是老师孔子的那一套东西了，曾参师徒当然也不会让他再被尊称为“某子”。子张、子游开宗立派，必然对孔子的道德学问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曾参就曾明确指出：“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说明曾参已经看出了子张只是学习圣人的皮毛，故作高深，还自以为是，好像世上只有他子张才是仁人的样子，别人都不是仁人，子张实际上背叛了老师一生“立人达人”的道德学问。对此曾参师徒都不可能容忍，怎么可能还让他们再被尊称为“某子”呢？
　　《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墨在世时，两派就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学问才来自尧舜，而对方不是。孔墨去世后，孔学一分为八，墨学一分为三，这种争论因为孔墨各自的分化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主要发生在战国时期。孔墨两大派之间有谁是正宗的尧舜之学的争论，孔墨各自内部又有谁才真正继承了老师道德学问的正统之争。《韩非子·显学篇》曾用四个字概括当时这场大争论的特点，叫做“皆自谓真”。
　　在这场长达几百年的大争论中，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而论，曾参师徒占据的位置最为有利，他们充分利用编辑《论语》的机会，充分利用老师孔子的影响力，不仅不再让颜回子路子夏子张子游子贡继续称“子”，而且还很可能在编辑《论语》时，把这六位同学大量的语录故意给直接剔除掉了。此举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文人相轻”，忌惮同学的因素，不能完全排除曾参想借此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因素，但其主要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维护孔子道德学问的纯洁性，至少曾参师徒认为自己才是“真”。
　　春秋时代孔墨两大学派，战国时代孔门八派，墨门三派，他们谁都坚定地相信，自己才最正宗，而别人都不完全正宗或完全不正宗。曾参认为自己才是孔子道德学问最正宗的继承者，而其他都同学都不是，所以他独自、或与弟子一起、或遗命弟子，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编辑了《论语》。而《论语》又主要记录孔子言论，孔子又是当时天下公论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这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曾参在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论语》无声地告诉世人，只有曾参才是孔子学说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只有曾参的道德学问才是孔子道德学问的正统。孟子在世时，从来不把孔子之后的任何儒者放在眼里，甚至从不把孔子的孙子、孟子自己的祖师爷子思放在眼里，他从来就以孔子最伟大最忠实的继承者自居，但是孟子对曾参却相当客气。这就说明，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曾参的地位就已经相当崇高，而他在思想文化界这样崇高的地位，应该主要是由他所编辑的《论语》一书所确定的。
　　后世学者常常称赞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繁荣，都说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秋显学只有儒学和墨学。“双百”这番话虽然兼言战国中后期，但在战国前期即曾参的时代，孔子诸弟子就早已“皆自谓真”，都认为自己才得了孔子的真传，并为此展开了争论。孔子去世以后，孔门弟子各自东西，各自发展，各有千秋，有的甚至开宗立派，创造新学派如法家、纵横家、兵家等等。若无孔子，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能否形成，或者即使形成，其局面能否像历史上那么热闹，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是否会那么光辉灿烂，恐怕都还不好说。对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过去比较多地关注已经定了名分，分了归属的所谓诸子百家，而对曾参及其弟子谨守师法，学习《春秋》笔法，通过编辑《论语》暗寓褒贬，与孔子后学中的其他门派暗中较劲，以维护孔子思想学说纯洁性的尝试，关注的太少，如今应该补上这一课了。

仲磊

吴天明，湖北汉川人，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济宁的1860537

太复杂了，仲子路，简称仲子，这样就好！

仲光富

文章开头“贬称”
是否应为 “泛称”

仲仕明

信息量很大且很专业

仲磊

仲光富 发表于 2024-12-15 08:18
文章开头“贬称”
是否应为 “泛称”

分析文义，应该是“贬称”。

仲磊

幼时，我曾询问我的祖母：“我的老祖是谁？”她告诉我：“仲子路。”“那么你的老祖是谁？”“卜子夏。也是孔圣人的学生。”彼时，我以为孔圣人的弟子的辈分都是“子”。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忆尤新。
1988年首次看到家谱，上面赫然写着“始祖先贤仲子”。大学放寒假回到家，在本村一位老伯那里看到《仲里新志》，才有了深入了解。

仲伟祥（五莲）

八〇年在书店买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带着“批林批孔”的阴影，粗略读了一遍，平时大多当字词点用。2020年疫情防控时，又系统的重阅，有了新的理解。仔细阅读《孔门弟子称“子”研究》一文，感觉，如果结合本文阅读《论语》、《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就更有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