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所见，直陈无隐的仲永檀

胸有所见，直陈无隐的仲永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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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永檀，字襄溪，一作襄西，号乐园，康熙年间出生于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仲永檀系先贤仲子六十五代孙，属小宗北支，谱牒名字为仲耀檀，仲永檀系其官名。仲永檀自幼家贫如洗，经常缺粮少柴。他效法孔子弟子颜回，居于陋巷，衣衫褴褛，一瓢饮，一箪食，以读书为乐。青年时便以能写一手好文章名闻乡里。
　　■时鑑“窝窝进士”乾隆元年（1736年），仲永檀考中丙辰科三甲进士第二十六名。关于仲永檀这次考中进士，家乡一直流传着“窝窝进士”的佳话：这年京城开考，仲永檀苦读经书，学富五车，即使缺少盘缠也要去参加会试。临行，妻子把他那件破长衫洗净补好，又为他蒸了几锅高梁窝头，作为千里旅途的饭食。
　　仲永檀告别慈母、贤妻，背着一口袋高梁窝头，踏上了赶考的征程。他昼行夜宿，饿了啃个凉窝头，渴了喝一捧凉水。中途又染了疾病，更耽误了行程。眼看着口袋里的窝窝头一天天减少，当口袋里还剩下两个窝窝头的那天，他终于赶到了京城。这时考期已过，三场已毕。家中慈母、贤妻还眼巴巴地盼着自己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呢！可自己连考场都没进，还有何面目回去见家乡父老亲朋？这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苦不堪言。想到这些，仲永檀不由悲从中来，泪湿衣衫。后来索兴守着两个高梁窝头失声痛哭起来。悲恸的哭声惊动了闲散的人们。当众人知道他是误考的儒生时，有的为他惋惜，有的陪他落泪。
　　也是凑巧，这天乾隆皇帝上街微服私访，看到仲永檀守着两个铁硬并闪着蓝光的高梁窝头痛哭不止，遂动了恻隐之心：这儒生或许是个人才也未可知，我何不给他一次补考机会。于是，乾隆皇帝指着窝窝头对仲永檀说：“不要哭了，你就以这窝窝头写篇赋吧！”众人面面相觑。仲永檀手握毛笔，凝神静思。他注视着和自己朝夕作伴的窝窝头，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往事不堪回首，世态炎凉使他黯然神伤。只见他饱蘸浓墨，运笔如疾风掠过，笔笔含泪，点点沾血，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佳作《窝窝赋》一气呵成。
　　美哉窝窝兮，天地之所产，人力之所造。内二外八，纤手成就。远望似将军之帽，近看似染靛之袍。似馒头而无底，像烧饼而又高。窝窝头仰面大笑：俺今日哪比往朝！运未来暂且藏头，既得时方显荣耀。
　　忆昔日年丰岁稔，到处里家家富豪。主人翁绝不挂齿，主人婆懒怠做造。寻常与奴婢作伴，乞丐相交。又将俺冷眼观瞧：说俺内虚外实，皮肤粗糙；肚大而黑，尖头少脑。气得俺干发躁；又将俺火里烧，烧得俺浑身是泡，通体俱焦；又张着大嘴咬，还用俺喂鸡喂猫，受不尽无限委屈，俺也有口难道。
　　忽然间年荒岁饥，风雨不调。价值陡涨，声名倍高；足登贵品，面目改了。主人翁回嗔作喜，主人婆亲手做造。奴仆们个个想我到，我怎能朝夕来了。求我的街头喊叫，离我的光棍抱瓢，寻我的逢门哀告，叫了多少爷爷奶奶，也难见我的容颜美貌。
　　非是我卖国弄权，非是我诬捏假造，我真有起死回生的手段，不愧为扶困助急的英豪，胜似那补虚增力的丸散，救苦济命的丹膏。我不到，嗓子里遭了火烧，烧得喉中冒烟、口干舌焦，禁不住肚子里喧嚷，五脏里吵闹，不由得眼前起花，风吹得倒；我不到，任凭他伶牙利齿的英豪，闷坐也是无聊；我不到，那捧腹摇尾的人物，举步也要躬腰；我不到，榆柳遭殃，皮叶去了；我不到，未出闺门的秀女，也顾不了害臊；我不到，人人生法求我，家家乱哭乱嚎。
　　且慢说今人重我，就是那古人谁不把我当作至宝？名称我救驾的将军，其实我本领更高：我不到，大舜、伊尹耕过荒郊。伯齐采薇，首阳饿殍；我不到，赵武灵王绿林求印，伍子胥丹阳吹箫；我不到，梁武帝饿死台城，孔子绝粮从者愠恼；我不到，朱买臣难挑柴担，吕蒙正忍饥破窑。
　　世上人往往轻我笑我，惹得我时常冷笑：笑的是笑我者两手捧我，轻我者今才知道。得我之人，整日面目不改；失我之人，三日容颜变了。请问知礼的君子，论一论谁长谁短，谁低谁高？您连我窝窝头也不胜，还充得什么人物，弄得什么腔调！
　　仲永檀这篇《窝窝赋》借窝窝之口，采用对比手法叙述了窝窝的遭遇，说明了窝窝对人民，尤其对穷人的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仲永檀明写窝窝，实则抒发了个人不得志的悲愤情怀。当时，乾隆皇帝读了《窝窝赋》，连声说好，遂补仲永檀进士及第。仲永檀因此在鲁西南一带被昵称为“窝窝进士”。
　　犯颜直谏仲永檀曾祖父仲应甲，字申之，恩贡生，曾任河南开州（今濮阳市）同知，代理州事，勅授承务郎，其曾祖母程氏亦例勅安人。祖父仲朝宣，字命臣，诰赠通议大夫。父亲仲天经，字汉章，诰授为通议大夫，是朝宣公第二子。在仲浅村仲庙南侧有一处建造华丽的御史府第，大门处的双旗杆夹子尚在，这就是仲永檀的旧居，为和仲府区分称呼，邻人俗称“御史府”。由此可以看出，仲永檀是出生于一个生活富裕、世代官宦的书香门第，绝非是民间传说中背着窝窝头进京赶考的穷酸文人。民间所说仲永檀以“窝窝”为赋，乾隆帝阅后再补进士，当不足为信。
　　仲永檀在擢为进士后，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充任湖北乡试主考官。乾隆五年（1740年）十一月，出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同年十二月，仲永檀上疏“酌减上元灯火声乐”。他在奏疏中说：“人君一日万机，一有睱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伏愿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乾隆皇帝揽奏，尽管“龙心”不悦，但知其忠心为国，仍决意采纳，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并褒扬他“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仲永檀上疏弹劾身居要职的步军统领鄂善，京都大哗。鄂善是旗人，又是乾隆的心腹，总管全国的军机要务。因此，对他的弹劾，没有犯颜直谏、舍生忘死的精神和胆略是难以办到的。
　　案情大略如下：当时宫廷中有一个叫俞君弼的工部凿匠（专供宫廷用的雕凿匠），富而无子。病故后，其义女婿许秉义欺负其嗣孙俞长庚年幼孱弱，觊觎俞之家财。趁俞君弼出丧之际，许秉义不仅出面主丧，且勾结其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遍邀九卿往吊，阴谋以权势压倒俞长庚，达到其独霸俞家财产的目的。一个小小的工匠竟有九卿会丧，此举引起京都舆论界的广泛抨击。乾隆皇帝得悉此事，“龙颜”大怒，责令鄂善严肃处理。鄂善奉命，严鞫（拘审）一干犯人到案，把“许秉义论罪如律”，并革了许王猷的职，其他参与此事的九卿，也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鄂善的处理，看来似属公正，但内中却是他却受了俞家万两白银的贿赂，因此才卖力地制裁了许家。
　　仲永檀得知此情，毅然奏疏：“臣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并请求乾隆皇帝亲自查访。乾隆皇帝观看奏疏后大惊，一面为鄂善辩解说：“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访查，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一面又不得不派人查访。随后，他令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共同处理此案，并晓喻曰：“秉公查审，使其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上述诸人审理后，事实确凿，乾隆皇帝不得不“寻命革鄂善职，交刑部严审”。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经刑部核实，乾隆皇帝在铁证面前，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谕鄂善“汝宜有以自处”，自尽谢罪。乾隆皇帝亦为此痛心疾首，甚至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若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灵鉴照耳！垂泪书此。”
　　鄂善死后，牵连此案的吴家驹、陈浩等均被革职拿办。仲永檀受到乾隆的嘉奖，称“能发奸摘伏，直陈无隐，应加超擢，以讽台谏”。居言官之职者，当以仲永檀为法，并升仲永檀为佥都御史。但这时大学士赵国麟向皇帝奏疏，对仲永檀受嘉奖并擢升表示不满。其原因是仲永檀在向皇帝的奏疏中提到赵国麟也亲自参加了俞君弼的丧事。这虽属传讹，但毕竟语有所本。赵国麟却就此指责仲永檀风闻其事，乞皇帝特降谕旨，以明示天下。幸亏乾隆皇帝深明大义，下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仲永檀因此免遭处罚。赵国麟以辞职要挟，皇帝不许，赵国麟一再请辞，激怒了乾隆皇帝，把他革职，命仍在咸安宫效力。
　　含恨而死其后不久，仲永檀再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当时，贵州瓮安县有一百姓叫罗尚珍，上告都察院指控原任四川巡抚的王士俊依仗权势侵占了罗家祖坟。朝廷命仲永檀去贵州会同总督张广泗查办。后经查处，王士俊受到应有的惩罚。乾隆七年（1742年），仲永檀充会试副考官。十二月，仲永檀受命复查江南赈务，刚出京都，鄂善的后代即弹劾仲永檀把“密奏留中事”泄密于大学士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乾隆皇帝按结党私营、排挤异己罪下旨将仲永檀革职拿办，下内务府慎刑司，交亲王、大臣合鞫（即亲王与大臣共同审讯）。乾隆八年（1743年）春天，这位刚直不阿的大臣便在忧愤交加中病死于狱中。其时尚不足50岁。仲永檀死后，作为曾官居三品的大员，竟至贫不能具棺，门人醵金殓之，葬于仲家浅东北坡。
　　仲永檀病逝后，引起了在京正直官吏的哀痛，其江西门生崔谟作挽诗曰：
　　愁云惨雾作春寒，
　　事定名成此盖棺。
　　千古几人全傲骨，
　　九原何处剖忠肝。
　　家风不坠捐身易，
　　臣罪当诛报主难。
　　苦是狱中遗恨在，
　　病躯无计待秋阑。
　　仲永檀著有《乐园诗抄》散轶民间，其事迹载入《清史稿》、《名臣传》、《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清道光《济宁直隶州志》载其诗文《赠孝童王均诗》及《赠刘母胡节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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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先生分享得文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