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时间

山东1900年后所发生较大涝灾有6年，分别为1914、1921、1926、1935、1940、1947年，都是由于数日大雨和黄河、淮河洪水泛滥所致。

山东近代灾害状况

　　近代以来，山东自然灾害地域分布广，发生也较为频繁，而且各种灾害都有发生，涝、旱、蝗、风暴潮、震等。
　   现以危害最大的旱、涝灾害为例。民国至建国前夕36年间，山东省发生较大旱灾年就有1929、1930、1931、1936、1942、1944共6年，其中尤以1930年、1931年两年最重，全省48个县的收成仅一至三成，受灾人口达4106031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以上。发生较大涝灾有6年，分别为1914、1921、1926、1935、1940、1947年，都是由于数日大雨和黄河、淮河洪水泛滥所致。1921年“菏泽等地伏天大雨，一连三日余，黄水暴发，河决，八月中又下大雨，昼夜不停，一片汪洋，颗粒不收，”“济宁、曲阜、滕县夏秋淫雨50多日，泗水河溢，秋禾尽淹没，岁大饥。”1935年7月10日黄河决口于鄄城县董庄，大股黄水漫菏泽、郓城、嘉祥、济宁、巨野、金乡、鱼台等县，经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淹丰县、沛县、铜山，山东受灾面积7700平方公里，波及15县，淹没耕地810万亩。同年，泰安、馆陶等地也大雨成灾。1940年6月，乐陵连阴雨7天7夜，“淹死庄稼十之五”。1947年夏，“北镇、阳信、金乡、临朐等地阴雨连绵40余日，平地积水一尺，秋减收。”
　　雹灾也多有发生。据《夏津县志续编卷十》载：“1910年4月狂风大作后，空中瓦砾声，倏雨雹，大如碗、如拳、如卵，时值麦收，未割麦，催倒一空，林树枝干多折残。城乡房舍间有倾倒者。”又据《莱芜县志卷三》载：“四月二十六日雨雹，长六十余里，广十余里。麦禾靡烂，禽鸟多毙，树为之童，屋瓦尽毁。”
　　山东沿海也曾发生过多次海潮灾。1845年4月5日山东特大潮灾，波及寿光、无棣、利津、沾化、广饶、潍县、昌邑7县，远离海岸的阳信、博兴2县也出现“海水溢”。海潮内侵达百余里，仅无棣、沾化、利津3县淹废农地6.5万亩。另外，据《山东省志资料》“曹南地震灾变记”载，1937年8月1日，菏泽一带发生7.0级地震，菏泽、嘉祥等11县受灾严重，“房屋十去三四………损失之巨，殆不可以计数矣。此次人民压毙者五千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房屋倒塌十万间。”菏泽城内尽成一片瓦砾，单县、成武、定陶、东明、东平等县都被波及。震区有全家死者，有全家只剩一二人者，未死者也处于无衣无食境地。

　　灾害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灾害对社会生活有着严重影响。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表现为对人民生命的严重摧残。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1867年青州地区遭受大旱，“又一村名江家?，向有三四十家，现饿死者四十七人。又一村名李家庄，向有百家，均系小康，现饿死者三十余人。又一村名白王，向有六十家，今饿死四十人，别徙者六十人。又一村名马松，向有四十家，今饿死四十人。其余村中大约一家只剩一人，正在垂死。”
　　其次，灾荒破坏了人们生存环境，迫使大量灾民、饥民为求生活命离家出走，四处逃荒。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统计，仅1927年-1937年间，山东人口每年减少二百万；每日乘胶济线火车由青岛去东北三省的难民多达三千余人；“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民国时期，山东省也曾组织鲁西南菏泽地区灾民移往黄河三角洲垦殖，甚至到省外的宁夏、内蒙等地垦荒。
     再次，灾害破坏了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酿成地方上的事变乃至大的农民起义。
     据《滨州市志》记载：1866年，滨州徒骇河决口，二十里堡以西水势如汪洋。知州曹大印前往巡视而无视民情，激起十二堡、十四堡民变。堤上胡村胡大水等殴打曹大印后，率众千余直捣州衙，破仓分粮。又据《东明县志》记载：1929年春，霜、旱严重，禾苗半枯；夏秋暴雨成灾，平地水深二尺，灾民衣食无着。当地官府强征“地皮银”，激怒灾民，滩区数十个村庄联合拒交“地皮银”，迫使官府免征。这种小范围内灾民起来抗争事件在近代山东各地多有发生。不仅如此，山东近代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也都与灾害有着直接联系。最早的鲁南幅军起义(1851-1863年)，其诱因之一是当时黄河连年水灾，造成苏北、鲁南和沿运河两岸出现了大批饥民，无以为生，被迫走上反抗之路。1861年，淄川、博山一带灾害频繁，再加上流行瘟疫，当地农民饥病交加，死者无数，官府仍苛征暴敛如前，当地农民掀起了持续1年多的抗粮武装斗争。1860年，鲁西北爆发持续5年的五大旗军起义，其原因之一也是鲁西北出现大灾荒，人民无以为食。
      灾害促成农民起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义和团运动。十九世纪末，义和团运动之所以首先在山东爆发，很重要的原因是山东空前严重的连年灾害。先是黄河连年水灾，1896年，当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自光绪八年黄河桃园决口以来，或一岁一决，或一岁数决。”1898年，黄河再次决口，“水势之大，灾情之重，从未有如今岁伏汛之甚者，溯自历城南岸杨史道口等处民埝漫溢后，各属报灾者纷至沓来。”“其水挟徒骇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一二尺至三四尺不等。”这次水灾波及历城、章丘、东阿、平阴、肥城、阳谷、汶上、郓城、茌平等29个州县。继1898年大涝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又连遭大旱。1899年清廷上谕称：本年夏秋以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被旱之区甚广。”据《续修济阳县志》记载：“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旱，日赤如血。”又据《清平和临清县志》记载：“二十六年，复大旱，饥。”据统计，全省受灾多达76州县。同时，山东又遭虫灾。1899年，“山东登、莱、沂、青四府，春间亢旱，二麦欠收。七月间，虫食禾稼净尽，粮价昂贵，较之光绪二年加倍，其被灾情形，登州以海阳、莱阳、招远为最；莱州以平度、即墨为最；沂州以莒州、沂水、日照为最；青州以诸城、安丘为最，饿殍枕藉，倒毙在途。”又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统计，1898年，山东受涝、风、虫、雹等灾的州县有61个，受灾村庄24131个；1899年，又有48个州县，7572个村庄受灾。如此酷烈的自然灾害，加诸于本已贫困无助的农民身上，无异于火上浇油。连当时的外国人也意识到，“很多地区的庄稼由于天旱缺雨而歉收，人民的心里烦燥不安”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1900年6、7月间，被袁世凯一度镇压下去的山东义和团又重新在鲁西活跃起来，其原因之一也是灾荒。1900年春、夏，山东大旱，特别是鲁西尤为严重，许多州县因旱灾而小麦欠收，饥民大增。曾是义和团重要活动地区的鲁西武城县由于“天久不雨，人心思乱”。
     1910年莱阳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斗争起因之一也是因为灾害。1910年春，莱阳遭受严重霜灾，“杀麦殆尽”，夏收无望，饥荒严重，广大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捐抗税斗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每发生一次较大的灾害后，随之是生产的破坏和经济的凋敝，产生大量的“饥民”和“流民”。这些由于灾害而产生的大量饥民，为解决眼前温饱，求得生存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争，小灾小斗争，大灾大斗争，这已成为导致山东近代农民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尽管这些斗争都是自发性的，多数也不带有远大政治目的，但客观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旧的社会秩序。
     另外，灾害也影响到山东地方封建政权的稳定和人事更迭。1886年、1890年接连两任山东巡抚陈士杰和张曜皆因黄河水灾而受到清朝廷革职留任和降三级留任处分，相关官员则被撤职查办。山东各县因灾荒和处理灾荒不力而受到处分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仅1910年、1911年，胶东莱阳、海阳等受灾严重，当地官府不予救济，爆发了由曲诗文领导的胶东抗粮、抗税斗争，虽最后被官府镇压下去，但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先是旅京山东同乡会发表《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公布莱阳天灾人祸、官逼民反真相，又联合京城三千余家商号递呈都察院，控告山东巡抚孙宝琦，并为曲诗文鸣冤申辩。上海、东北的山东同乡会馆也群起责难，并派代表进京，“定议筹款赈抚，以谋善后。”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纷纷发表有关莱阳、海阳农民抗粮、抗捐斗争的消息和社评，清中央政权外受舆论的压力，内也有一部分官员倾向灾民，山东籍御史王宝田以“官逼民变，抚臣处置失宜”弹劾孙宝琦，接着山东籍京官65人，联名上奏，要求孙宝琦查明真相，以雪民冤。最后，清政府被迫以处分有关官员了事，莱阳知县朱槐之、海阳知县方奎被革职，永不叙用；候补道员杨耀林、候选县丞王圻、登州知府文淇被革职；增生王景岳、岁贡生葛桔星被革去功名；登州镇总兵李安堂被开缺。
     由于山东近代灾害影响到封建社会的稳定，因此，封建政权也还是重视灾害的，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减灾、救灾，但未能避免社会的动荡和矛盾激化，再加之封建政权的反动属性，最终招致覆亡。

山东不安，可惜今年大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