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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新变法先锋到复辟保皇死党——试论康有为思想的蜕变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万 平
【摘 要】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先锋和主帅，曾经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潮流和积极进步的革命方向。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亡命海外以后，其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蜕变。他拒绝与孙中山合作，绝非一般的“门户之见”，实则为革命与保皇之争，泾渭分明，无法调和。尤其是在义和团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在国内迅速漫延之时，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斗争目标有所转移：从针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开始转向针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保光绪皇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康有为完全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保守、保皇、倒退，逐步淡出了政治舞台。
【关键词】 康有为 思想 蜕变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北京陷入血雨腥风，恐怖气氛笼罩，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难，清廷鹰犬加紧搜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志士。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出北京，几经周折，从香港到日本，与先期到达日本的梁启超会合。 梁启超则于政变发生的第二天便在日本人平山周的协助下，离开北京，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然后几经周折，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到了日本。英、日政府当时之所以对康有为、梁启超援之以手，主要还是从笼络维新派，抵制沙俄势力这一目的出发。梁启超抵达日本以后，一切起居饮食，皆日本进步党人供给，刚安顿下来，便开始了拯救维新事业的新的努力。 1898年10月24日，康有为乘船从香港到达日本横浜，但日本政府拒绝他上岸，只能在港内做短暂停留并受到警方监视。日本进步党人认为日本政府不准康有为登岸，是想帮助清政府谋杀康有为，无异于助纣为虐，对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番批评。梁启超闻讯，立即召集友人紧急协商，以筹对策。后在大畏重信等人的斡旋下，康有为得以在日本作短暂停留，不久便离开日本远赴加拿大了。
一、流亡日本，“日日言尊皇”——开始脱离时代、社会发展的主流
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便是“日日言尊皇”，创办《清议报》做为喉舌，想通过大造舆论，并运动日、英、美等国的上层势力，逼迫慈禧退位，挽救光绪。实际上从这时起，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开始脱离时代、社会发展的主流了。 就在康、梁流亡日本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由于戊戌政变刚发生不久，中国国内形势为之大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后来成为时代社会主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梁为代表的当时还是时代、社会主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康、梁逃日，孙中山“以彼此均属辶甫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表示友好之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会晤。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了一次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没有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前往拜访，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而康有为却拒绝合作，认为“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１］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与康有为的会谈：
我对康有为说：“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末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有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禹、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说我们改日再谈吧?就告辞出来。 以后，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多次在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斡旋，企图说服康，促成两派合作，但康有为始终以帝师自命，拒绝与孙中山联合，其真实原因，主要是“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2］显然，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合作，绝非一般“门户之见”可以概括，实则为革命与保皇之争，泾渭分明，无法调和，尽管梁启超对此事多有犹豫，动摇，倾向与革命派合作，但终因师生关系而不得不遵从康有为意思，并成为以后与革命派大论战的头号主力。 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压力，日本政府不让康有为在日本长期居留。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开始了游历欧、美之行。在这以后到辛亥革命的10余年里，康有为脚迹遍布欧、美、南洋、印度。成立保皇会，以保救皇上，忠君爱国为该会宗旨，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全力保皇活动。康有为也从此背离了中国社会、时代发展主流，从变法维新志士，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可以说，自康有为流亡海外，一心一意保皇以来，学术上无成，政治上失意，几乎每个历史紧要关头，他都“站错了队”，习惯性地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二、亡命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为报知遇恩，偏逆潮流行
康有为由日本抵达加拿大以后，在温哥华、鸟威士晚士打等地发表演说，正式拉开了保皇活动序幕：“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3］。随后又不辞辛劳，渡大西洋，抵不列颠，企图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的关系，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重掌政权。显然，梁启超游说日本政府，康有为游说英国政府，想借助英、日两国的力量，达到扶助光绪重掌政权，是康、梁等人预先策划的一个计谋，但这也再一次证明康梁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对帝国主义抱有太多的幻想。 失望之余，康、梁等人经过周密筹划，决定还是自己干点儿实际的事，于是，在1899年7月20日(六月十三日)光绪皇帝“三十圣寿”之际，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人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并为了“怀思圣主，沐浴恩泽”，美洲华侨在维多利亚等地燃灯升旗，“祝圣寿万年，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康有为亲至维多利亚会馆，“率乡人行礼”，“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商工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４］大概康有为很为自己导演的这出尊皇闹剧所陶醉，又赋诗一首，以记其盛，诗云：
海外初瞻寿域开，龙旗披拂白楼台。 白人碰盏掎裳至，黄种燃灯夹巷来。 上帝与龄怜下士，小臣泣拜倒蒿莱。 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5］ 保皇会《会例》明载：“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会中同志”。以《知新报》和横浜《清议报》作为宣传机关。会中捐款用作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并拟集资作铁路、开矿股份。并许下空头大愿：“苟救得皇上复位，会中帝党绪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6］根据该《会例》可以看出，保皇会的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保救光绪，忠君爱国。保皇会从1899年成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才停止活动，持续10余年，势力遍及美洲、南洋、日本、港、澳等百余埠。其间会名时有改易，章程也不时修订，但是其保皇臣清的性质却一直未变，并且，时代、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保皇会逆历史时代潮流而动的面貌就越暴露。 保皇会刚成立时，戊戌政变不到一年。由于光绪被幽禁，维新派被驱逐，慈禧、荣禄、刚毅等顽固派掌权，海内外对维新派表示同情，支持的大有人在。想扶植光绪重新上台，驱逐腐朽顽固势力，通过变法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大有人在。康有为“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７］为的就是要救光绪。他们认为，只有光绪复位，才能“救中国”；“救圣主”，也就是“救中国”。在保皇会《会例》和其他文件中，把“忠君”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也符合一般接受正统教育的人们心理，颇有一些号召力。加之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在酝酿起义，但革命的声势还不大，舆论宣传也不如保皇会深入，毕竟康、梁是刚从权力中枢撤出，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声名远播。按西方的说法，他们是刚从“执政”走向“下野”的，故保皇会骤起，声名远播，尤其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00年，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正好慈禧、荣禄利用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又乘机武装干涉，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大好时机，于是，不惜大肆攻击农民起义，宣扬“顷者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因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通联拳匪之所为也，其所以结通拳匪，出此下策者，为废弑皇上，绝其根株起也”。［8］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9］为了他的皇上能得救，不惜指斥义和团为匪，为教士、公使们鸣冤，甚至“助外人攻团匪。”认为只要光绪复位就能“辑睦邦交”，“中国万安，亿兆万保”，［10］酝酿：“讨贼勤王”。［11］结果，从事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酿成自立军悲剧。可以说，康有为来到日本惊魂稍定之后，就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派划清界限，拒绝合作。横浜合作不成，1900年春，宫崎寅藏商请孙中山前往新加坡和康有为再谈“抛弃保皇”，“联合革命”，康有为竟指控其为刺客(后康门一再沿用此说)，宫崎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经孙中山营救始得释放。组织保皇会以后，处心积虑和兴中会争夺势力，“吾党”、“彼党”，区分得清清楚楚，并且多次致函康门弟子，“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自觉地抵制革命，叫嚣：“今日但当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其思想之顽固、保守、倒退，使梁启超都“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12］
三、从反慈禧到反孙中山，从保光绪转为保清政府——保皇与革命的界限泾渭分明 1901年到1905年，康有为领导的保皇会斗争目标有所转移；从针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开始转向针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保光绪皇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 本来，义和团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在国内迅速漫延，“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无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13］1901年，针对康有为鼓吹光绪复辟的言论，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深刻指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日趋腐朽，“革命固不得不行”；梁启超等人认为光绪复辟后，中国就可以“转弱为强”，这只是一种幻想；梁启超等人所谓的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际是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立宪在中国行不通，梁启超“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康门弟子如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而作为保皇会首领的康有为，以不变(保皇)应万变(革命形势发展)，继续鼓吹保皇保教，抵制反清革命。康有为在巴拿马、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地组织保皇会时，总是把保皇和保教连在一起。奉孔子为“改制”的“圣人”，奉光绪为神明的“圣主”，仍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的“圣德”感化会员。认为革命会导致“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且革命一起，还会导致外国干涉。 针对门人、弟子的动摇，康有为使出蛮横的家长作用，拼命施加压力，宣布：保皇宗旨“无论如何万不变”，凡言“革命扑满者”，以“反叛”论。梁启超、欧榘甲“摇惑”革命，康有为切责之函不下数十次，不准“叛我”、“背义”，并以“迫吾死地”相威胁。在1902年6月3日写给欧榘甲的信中，痛心疾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近得孟远(梁启超字)书，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虐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于死地，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吾死已。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书告天下而已。” 同年，康有为还发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攻击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控制捐款，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康有为认为“革命之事，必不能成，徒使四万万自相屠戳耳”，还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14］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 对于康有为和保皇会的抗拒革命，公然挑衅，革命派义正词严地进行了反击。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改良派的理论和主张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其言论也更加激烈，直截了当地把康有为奉为至高无上的圣主光绪皇帝斥为“载氵恬小丑，未辨菽麦”，既打击了保皇势力，又震骇了满清政府。可谓痛快淋漓，快哉，快哉!
紧接着，孙中山又发表《敬告同乡书》，指出康有为：“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号召人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1905年，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全面提出了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对封建主义的末代王朝全面宣战。而保皇会保皇臣清的面目更加显露，公然跳将出来，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更加泾渭分明，一场公开大论战已不可避免。
四、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开明专制”——为维护帝制唱出最后的挽歌
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广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引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攻击。于是，在1905年到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两派的激烈论战主要在日本进行，大论战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1906年4月28日的《民报》单独发行“第三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辩论的纲领，逐条列出：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之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农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刺客以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这场论战虽分为十二个方面，实则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是要不要革命，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康有为认为：“我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但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还把革命描绘成只见杀人盈野的残暴行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15］梁启超也把革命歪曲成“复仇主义”，认为“革命排满”就是要杀尽满人。革命会造成内乱，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导致“亡国”。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外卖国，对内残酷压迫各族人民的罪行，深刻论证了民族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只有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才能求得国有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自由。 二是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康有为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并搬出公羊“三世说”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认为由“据乱世”，必经“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16］。康、梁认为，中国“国民太劣”，“民智不逮”，缺乏“共和国民”的资格，甚至连享受“君主立宪”的资格也不够，必须由政府先行10年“开明专制”。［17］革命派则认为，当今之世，不是中国“国民恶劣”，而是清朝“政府恶劣”；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中国人民不但有资格当“共和国民”，而且有能力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实行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进化之公理”。 三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改良派攻击“平均地权”是破坏社会秩序，“妨害”生产发展，“阻碍”文明进步。而革命派则指出中国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现存土地制度不合理，只有“平均地权”，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尽管革命的理论还有其幼稚、不尽科学之处，但大论战还是以革命派的大获全胜结束，通过论战，划清了革命与保皇、改良的界限，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义思想觉悟，为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做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 从10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保皇会与国内立宪分子遥相呼应。向清政府摇尾乞怜，将斗争矛头完全针对资产产阶级革命派，康有为的言行已愈来愈为人们所不齿。 1905年9月，清政府为了欺骗民众，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抵制革命，挽救其统治危机。又玩弄了一个“预备立宪”的骗局，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改”。出洋五大臣根本不懂立宪为何物，在国外周游了半年多，于1906年先后归国复命。载泽向慈禧密奏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慈禧和诸王公在臣觉得如果这样立宪，“可使我满洲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而消灭”，于是决定“预备仿行宪改”。就这样一个骗局，保皇党人也欣喜若狂。 1906年10月21日，康有为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末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仆审内外，度时势，以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之瓜分矣。”并定于1907年初，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保皇会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专程从欧洲赶到，“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本会以尊帝室为旨。”该会的性质再也明白不过了。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并于9月颁布《宪法大纲》，其主要目的是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坚决反对，保皇会却一致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月，慈禧、光绪先后死去，由于光绪“龙驭上宾”，康有为顿折奋斗的精神支柱，满腔愤怒声讨袁世凯，要求杀贼报仇，当然，这种痴人说梦谁也不再理会了。康有为只得一再催促早开国会，但清政府并不着急。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立责任内阁，13名阁员中，满族大臣9人，7人为皇族，被称为“皇族内阁”。清政府的集权于皇室阴谋暴露无遗，“预备立宪”骗局彻底破产，立宪派开始出现分化，清政府空前孤立。康有为呢，则大失所望。 紧接着，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保皇会已无皇可保了，但康有为仍不死心。草写《摄政王逊位为总统说》，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妄想挂一个“共和”的假招牌，仍旧恢复清朝的统治，康有为已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绊脚石。 作为政治改革的探索者，康、梁在中国近代史上功不可没。戊戌政变以后，康、梁流亡海外10余年，从事改良保皇复辟活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尖锐对立。辛亥革命以后，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完全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保守、保皇、倒退，逐步淡出了政治舞台。而梁启超则积极投入政治斗争，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的活动，并以其卓越成就 ，再度辉煌。
注释：
［1］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见《革命逸史》初集。
［2］［1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3］康有为：《在鸟威士晚士打演说》。
［4］康有为：《美洲祝圣寿记》。又光绪生日8月4日，即旧历六月二十八日。
［5］《南海先生诗集》卷四。
［6］《保救大清皇帝序例》。
［7］［10］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
［8］康有为《致濮兰德书》。
［9］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
［12］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13］孙中山：《革命源起》。
［14］康有为《致李福基等书》。
［15］、［16］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
［17］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汪康年师友书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饮冰室合集［C］．
［4］冯自由，革命逸史［Ｍ］．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6］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8］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Ｍ］．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9］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孟祥才．梁启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1］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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