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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皇帝溥仪，自然算大清王朝的第一号遗少
北京有多少遗老遗少?
■ 洪烛
朝代更替，遗老遗少也算一种特殊的人文风景。辽、金、元、明、清曾风风火火在北京建都，又走马灯般陆续隐去，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留下过一批愚忠的臣民。所以北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尽出遗老遗少的城市。
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城易主，常常牵涉到民族矛盾，男人在这时候似乎比女人还要重视精神上的贞操，气数已尽时还希望能保持晚节；另一方面，作为帝都的子民(有些还是皇亲国戚)，饱受前朝的恩惠，养尊处优惯了，无法一下子适应新时代,习惯也难以立即改变，言行举止都带有往昔的遗风流韵……
这种思难与生活方式上的惯性，在清末民初曾发挥到极致,遗老遗少们被一声春雷震惊了，似乎很久之后还未从沧桑的巨变中反应过来，弄不懂今夕何夕，只好一味地聒噪着了，争辩着，议论着，抑或在自家的庭院里顾影自怜。这一被历史车轮远远抛弃的徘徊的群体，带有最明显的旧时代特征。
遗老遗少，一度是老北京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他们注定是新民主社会里“多余的人”,或“多余的人”的集体。
曾经以特殊公民自居、并且过着吃粮领饷的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首先成为遗老遗少的一大群落。
溥仪
而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自然算大清王朝的第一号遗少,他虽然被驱逐出政治舞台，但仍获允保留尊号，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并由新兴的民国负担宫廷的庞大开支,用俗话说就是被新政养了起来，开始赋闲了。“紫禁城内外俨然是两个世界：墙外已风起云涌地进入民主宪政社会，墙内依然有封建时代的影子在苟延残喘，那些花容失色的嫔妃、点头哈腰的太监在陪伴着孤独的小皇帝。”
其间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军阀头子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自命为洪宪皇帝，登上蒙满尘埃的龙床。
袁世凯
事实证明，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不过是一件吹弹得破的易碎品。他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忧惧而亡。
不久又有人重蹈覆辙，不仅闹复辟，而且请少不更事的小皇帝重新出山,他就是有“辫帅”之称的张勋，此人堪称清廷的第一号遗老，对那具没落王朝的僵尸仍愚忠不改。
据说张勋1915年来北京谒见已退位三载的小皇帝，因脑后保留有辫子而遭路人嘲笑，他恼羞成怒，发誓至死留辫：“谁胆敢动我的辫子，我就与他同归于尽。”辫子已成他效忠于旧主子的一项符号。他甚至要求麾下的士兵也一样留辫，因而他统帅的部队便有“辫子军”之称。
张勋，辫子军统帅
可笑的1917年6月，这支驻防徐州的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风尘仆仆地奔赴北京城，又于7月1日拥戴清室复辟，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小皇帝像一尊过时的偶像被从久不见阳光的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历史仿佛也闹了一场哗变，前进的车轮停滞了,甚至倒退了。
小皇帝的英国教师爷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描绘过这一回光返照：“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它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
可见遗老遗少的复古思想，在北京人的性格深处留有烙印。这也算未随时代演变而泯灭的封建的奴性吧?
铁杆保皇派张勋闹的复辟，自然是螳螂挡车；讨逆军旋即将北京城围得跟铁桶似的。开战半日之后，辫子军被全部解除了武装,不知缴枪之余，是否还顺便剪掉他们那画蛇添足的辫子?不管怎么说，辫子也算他们精神上的武器。
而“辫帅”本人，则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往荷兰馆“避难”一瞧，中国人那时候就学会“政治避难”了。
【十大北洋军阀之张勋】
遗老遗少们对张勋失败了的“保驾”之举，不无感激。他死后举办的葬礼耗资达10万美元，4000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行程约8小时，被罢黜的小皇帝也不失时机地馈赠了数十件宝器，作为其殉葬品,这典型是遗少在为遗老送终，或者说，遗老遗少们都在借这一仪式，为帝国的末日唱一曲迟到的挽歌。
《“批判”北京人》一书还幽默地说：“小皇帝送给这位忠实的遗老最后也最称心的一件礼物是‘忠武’的谥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葛亮、邓绍良等少数几个人获得这一最杰出军人的荣誉。”唇亡齿寒，孤家寡人的清废帝也流了几滴兔死狐悲的眼泪。
废帝虽废，但依照民国元年鉴定的“优待清宝条件”，历届民国总统皆以对待外国元首的礼仪来对待溥仪，紫禁城仍然是皇家私有的房地产。在这座全中国最庞大的四合院里，末代皇帝心有不甘(不满足于仅仅享受离退休老干部的优厚待遇?)，总是梦想着能东山再起。
直至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对念念不忘复辟的遗才遗少们造成一次致命的打击。
据说溥仪灰溜溜地携带少数亲眷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去,做起了“寓公”，而太监和宫娥们都解散了，回到了民间。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溥仪又被利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摇尾乞怜。遗老遗少的复辟梦，又呈死灰复燃之势。
抗战胜利后，溥仪被作为战犯之一，押上军事法庭。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接受改造得以重新做人。
据说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他，要求他加强学习之类。
冬天，末代皇帝在北京城的四合院里学习怎样生煤炉取暖。他以旧时代第一大遗少的身份，写了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颇有洗心革面、划清界限之架势。可作为昔日皇家大少爷写的检讨书来读。
有人传闻：这部痛心疾首之作，是由出生于正红旗下的北京作家老舍协助润色的……
文化界也有遗老遗少。且不说遗老遗少本身是否能算一种颓废的文化，文化上的遗老遗少,顽固程度一点不亚于张勋之流。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还要根深砥固。
首当其冲的是王国维，他不仅留辫子、穿马蹄袖口的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如果说叛逆者的死不无悲壮，愚忠者的死则是悲哀的。只是估计王国维其心已成死灰，赴死时平静如赴宴。
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叙述：“王月初二日夜，阅试完毕，草遗书怀亡。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篁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已正也。”
王国维精心选择的自杀地点，颐和园昆明湖曾是慈禧太后龙舟戏水之处；他拖着冗长的辫子(有诗人说他是拖着一个时代的问号)投身其中，莫非水中有着他所怀念的帝国的影子?早先读过梁漱溟所写一篇《王国维先生当年为何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实情》，披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
朋友祝勇倒是对王国维之死不无同情：“……至今还没见一种关于其死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绝对是出于深思熟虑。这种无法解释，正好证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深刻性：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世，而可能是死于对他处身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阙如的拒绝。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是往高尚的方向去解释。
公众的观点则是：王国维之死是消极的，是复古主义思想的牺牲品。他死在1927年6月2日，但是他的灵魂一直跟那沦亡的封建时代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和王国维一样留辫子的，还有个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带着瓜皮小帽及其下的发辫去见上帝的”(张中行语句)，只不过他是古稀之年无疾而终。
辜鸿铭曾受张之洞赏识，先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务部，由员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云直上。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他也衣冠不改，依旧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并且公开声明效忠清室，宣扬复辟帝制。
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学，既广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激进革命派，对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有实力的旧式学者也不摒弃,诚邀辜鸿铭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蔡元培替辜鸿铭开脱：“我们尊重的不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是他的学问。”使遗老遗少也物尽其用。
辜鸿铭曾反驳众人的偏见：在那些脑袋后面秃秃的所谓革命者那里，他们思想上的辫子却仍很固执——他似乎并不以自己的辫子为耻。
有人据此猜测辜鸿铭只是表面上的遗老遗少，骨子里很叛逆：“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扬扬，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证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语)
这剖析了辜鸿铭性格中的悖论，或者说，揭示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辜鸿铭。
辜鸿铭之所以被世人视为守旧的遗老，不仅在于他自己留辫子，还在于他喜欢女人缠小脚(三寸金莲在其眼中是一种销魂的美)主张男人纳妾(或者说娶小老婆)。有洋女士反驳其一夫多妻的观点，说未尝不可实行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悠然道出著名的“茶壶理论”：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未曾见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他某些观念颇像封建社会的大地主,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留过洋，并且精通西学。但你若认为他完全受儒家传统熏陶，他也会说一些让孔夫子汗颜的话，譬如他曾向英国同行大肆鼓吹中国妓女的文化品味：“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连来自自由社会的西洋人，都震惊于这位旧中国遗老思想上的开放与新潮。
辜鸿铭
有学界怪杰之称的辜鸿铭，是遗老遗少中极特殊的例子。这位有文化的遗老发言，在今人听觉中，怎么有点像“后现代派”?看来遗老遗少也不可小瞧。
世事飘忽，遗老遗少已不仅仅指一种身份还可用来形象某种脾性、习性。在北京城里，说起提笼架鸟、养蝈蝈斗蟋蟀、泡茶馆、捧戏角。就会想到忘物丧志、千金散尽直至最终断送了江山的八旗子弟，以及当初那些夸奇斗富的盛世轶事。旧中国居然滋养过如此之多衣食无忧的寄生虫；遗老遗少则是历史的遗腹子，很不幸他们生存在一个尴尬的年代，既无法回归旧世，又不见容于新政,只好迈着垂危的步履，徘徊于夹缝之间。他们自视甚高，保持豪奢的作风(只不过在现实的挤压中难免心虚)，掌握着生活的艺术(讲究趣味与品味)。
靠吃老祖宗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度日，但骨子里却散发着某种腐朽的气息。他们注定是一些悲剧性的人物，是对青春与生命的巨额浪费，是一声漫长而解不开的叹息。他们的性格因素，影响或感染了周围的北京市民,所以即使在北京的俗俚市井，遗老遗少的遗风，也未能绝迹。虚荣，一度是古都里的流行感冒,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住于天子脚下的仆民，自然远非平庸之辈。其实他们效忠的是早已不存在了的皇帝。从另一方面来理解：皇帝很容易地被推翻了，而遗老遗少们心理上的封建帝制却非一朝一夕即可摧毁。
遗老遗少已是一种气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会有所感染。
譬如周作人，我仿佛看见了遗老遗少的影子,虽然他既非八旗中人，从绍兴迁至北平时已是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他寓居在八道湾的苦雨斋里，以斋主自命，表面淡泊超脱，实质上已沉浸于遗老遗少之颓废气象,与其兄，“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先生，恰成鲜明对比。
1934年他写《五十自寿诗》，引来群公相和，肉麻吹捧——连鲁迅都听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广，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仿佛一群遗少在争相吹捧一个文化遗老,从此众人皆以“知堂老人”称之。
而且正像鲁迅无意间预言的那样，周作人及其周围的遗老遗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国奴,而知堂老人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世名声。这是一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遗老。
1967年5月6日。郁郁寡欢数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于八道湾小屋的铺板上，死时身边无一人。遗嘱中有一句“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确实，自抗战胜利后，他一直是这个社会上“多余的人”，世人皆以“汉奸”视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虽然活着，但已形同行尸走肉。
据说1953年第一次普选时，他连选举权都没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11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引自张铁峥《周作人晚年遗事》)
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别嫁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对日本姐妹。可见周作人的政治身份连她们都不知。苦雨斋主的余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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