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戚城·卫国

仲磊

子路·戚城·卫国

● 姚 伟

      刚勇子路 濮阳正冠遇难

　　三处满目沧桑的古代遗址，如同遁居世外的高人隐士，漠然旁观着濮阳市京开大道上的滚滚红尘。
　　戚城与蒯聩台相距不过1.5公里，子路坟处于其间。这三处遗址都来自2000多年前的古卫国，相互间因果相连，牵扯着一段罕见的“父子争国”故事。故事因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拉开序幕，又因另一个女人的“红杏出墙”酿成宫廷政变，在“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的轰然倒地声中结束。
　　如果没有子路的介入，那段前尘往事可能早就不被人提起；而子路的出现，让卫国这个曲曲折折的香艳故事有了完全不同的色彩，有了一个千古争议的主题。
　　春秋时代的很多事，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子路之死也是如此：殊死的搏杀中，子路停下手中的长剑，从容地把被砍断的冠缨重新系好，将冠扶正了，道一声：“君子死，冠不免。”然后被乱刀砍死。
　　“冠”，现代人一般不知其为何物了。但在古代，稍有身份的男子，项上都要戴着这物件。“勇冠三军”、“冠冕堂皇”等等词汇，就显示了在“冠文化”盛行的年代，这东西有多重要。
　　古人不剪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发可是大不孝。他们将头发束起，在头顶盘成髻，用布包住，然后加上一个由冠圈和冠梁构成的冠，以簪笄固定于发髻。冠圈两边还有名为“缨”的丝绳，可在下巴处打结，使冠在头上更加牢靠。
　　《礼记·典礼》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就是说古代男人长到20岁，就要举行成年仪式，由长者在其头上加冠，同时起字号。仪式结束，就意味着此人已经长大成人，享有了成年人的权利，也应该承担成年人的义务和职责。在古人的观念里，“冠”与荣誉和尊严有关。接待客人“不冠不见”，以表示对来者的尊敬；现身任何正式的场合，更是无不对镜正冠。
　　子路结缨遇难、正冠而亡，可以说是宁死也要顾及礼仪、规矩和尊严。这种死法，令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已，有人骂他迂腐到愚蠢的地步，有人则赞其死得堂堂正正、难能可贵。
　　漫步濮阳京开大道，热闹和繁华都属于今天，而属于卫国的喧哗和骚动早已全部归于沉寂。
　　冬季的风吹打着街头的枯枝黄叶，令人想起2484年前的那个腊月，当想从儿子手中夺过国王宝座的老太子，与急于和情夫成婚的“老公主”牵手走在一起，灾难就旋风般骤然临近了卫国，接近了子路。
　　濮阳市地面仅存的三处春秋遗迹，将落幕已久的古卫国撩开了一角。曾经的繁华都市，巍峨宫阙，盛装美女，高傲武士，宫廷的阴谋和背叛，桑间濮上的风情和浪漫，一幕幕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次第展开的生动鲜活的故事，早已随风而逝的这一切仍能让人感叹不已……       父子争国为哪般？
　　蒯聩台遗址是一个几十亩大的广场，像很多城市的广场一样，青青的草坪间小路纵横交错。零星的一两个人漫步其中，使这里显得格外空旷。广场边的下水道堆积着烟盒、塑料袋等杂物，这在号称全国卫生城市的濮阳可不多见，让人隐隐感到这里是繁华城市中不被过多关注的地方。
　　广场的北端耸立着一个高出周围四五米的孤台，长宽都有二三十米，上面长满了衰草。据濮阳的朋友介绍，这是一个人工堆积而成的土丘，原来很高很大，由于历代洪水淹没和人为破坏，现存面积仅为原来的1%。
　　10多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上进行了发掘，发现在五六千年前，这里就是一个大聚落，自下而上分别叠压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春秋和汉代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众多不同年代的窖穴和房基，出土文物极为丰富。
　　数千年的文化叠压，显示无数曾经生动鲜活的生命是这个土台上的匆匆过客。如果目光停留在春秋时期，我们大约会寻觅到一位特殊人物的踪迹：相传卫国太子蒯聩曾在这里隐身10多年。公元前492年，卫灵公去世，而卫国的太子蒯聩逃亡晋国，于是灵公夫人——历史上有名的南子，就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就是卫出公。
　　对卫国早有想法的晋国，借机派人护送蒯聩回国争位。卫国人听说了，就发兵阻击，蒯聩无法到达国都，只好到戚城先求自保，卫国军队也不再攻击他，于是蒯聩就在戚城附近居住下来等待时机，卫国出现了尴尬的父子争国局面。
　　造成如此局面的起因，还要从南子说起。堂堂卫国太子竟然要出国逃亡，并失去继承王位的机会，都和他父亲卫灵公的夫人——著名的宋国美女南子有关。
　　南子的美貌和风情万种是很有名的，据说孔子和她私下见了面，都免不了被子路怀疑，不得不发誓说：“我和她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不然天打雷劈！”还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年老的卫灵公对她宠爱有加，甚至为她召来了宋国的公子朝，殊不知南子未嫁之时就和公子朝暗通款曲，久别重逢，两人情意更笃，只瞒了卫灵公一个人。
　　太子蒯聩“出差”经过宋国的野外，有宋国人嘲讽地对他唱小曲，内容十分不堪：“既然已经满足了你们发情的母猪，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漂亮的公猪？”蒯聩听了羞愧万分，回国后决心杀掉南子，他对自己的家臣戏阳速说：“你和我一起去见南子，只要我一回头，你就把她杀了。”戏阳速同意了。于是蒯聩带着他一起去见南子，太子回头三次，戏阳速还是不上前动手。南子看蒯聩脸色不对，吓得“哇”的一声哭着逃走了，并高喊：“太子要杀我！”灵公大怒，太子不得不逃亡到宋国，后来又到了晋国，他的手下也全部被驱逐了。
　　事后蒯聩对戏阳速恨得咬牙切齿，对别人说：“都是这个人害了我！”戏阳速也不服软：“太子是想嫁祸于我！他大逆不道，让我杀死他的母亲。如果我不答应，他会杀了我；如果我真杀了夫人，他就会归罪于我。我才不上这当呢！”
　　蒯聩避居戚城一带，心中自然不甘；卫出公也很尴尬：这江山本来应该是父亲的，现在父亲流落在外，自己做了国君，名分上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但卫国既得利益的大臣劝他说，这是祖父的决定，不能违背。于是卫出公逐渐心安理得起来。可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蒯聩在离国都很近的地方住着，不能杀他也不能赶他，卫国的不稳定因素也太大了点。
      子路正冠而亡
　　太子蒯聩在濮阳这个蒯聩台住了12年，终于等到了机会。
　　蒯聩的姐姐嫁给了卫国的权臣孔文子，被称为孔伯姬。孔家有个叫浑良夫的家臣，是个高大俊美的帅哥，孔文子死后，伯姬寂寞难耐，浑良夫乘虚而入，两个地位悬殊的人成了情人，日久情深，想“修成正果”却难以如愿。
　　于是，伯姬让浑良夫到戚城找她的弟弟蒯聩想办法，伯姬的儿子孔悝此时执掌卫国军政大权，相当于“总理”兼“国防部长”。蒯聩觉得对方有利用价值，对浑良夫说：假如你能帮我当上国君，我封你为大夫，让你“服冕乘轩”，免你三次死罪，并将伯姬嫁给你。随后两人盟誓。
　　浑良夫回来与伯姬计议已定，就悄悄把蒯聩带入卫国的都城，先藏匿在孔家的菜园，然后让蒯聩男扮女装，混入孔府，直接进入伯姬卧室。几个人吃完饭，痴情的伯姬亲自出马，拿着戈当手杖走在前面，蒯聩带着混进来的5个随从，用车载了一头公猪跟在后面，把毫无准备的外甥孔悝直追到墙角，用现在恐怖分子的手段将他劫持到一座高台，然后用那时候的办法，杀了公猪，强逼他盟誓效忠。按照当时卫国的情况，掌握了孔悝，大约也就控制了局面。
　　孔悝的家臣栾宁此时正准备喝酒，肉还没烤熟，听说发生了叛乱，便派人火速报告孔悝的另一个家臣——孔子的大弟子子路，自己则让人套上马车，装上酒肉，到宫中拉起卫出公，边喝酒边吃肉，向鲁国逃去。
　　子路是孔子学生中最勇武豪迈的一位，这时候已经63岁了，他闻讯后火速赶到都城，在城门口正好碰上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同样是孔悝家臣的子羔。子羔对他说：“你去也来不及了，不要惹祸上身吧。”子路说：“我拿了孔悝的工资，就不能逃避灾祸。”于是子羔出了城，而子路进了城。来到孔府，守卫大门的人跟他说，不要进去了，没有什么用。子路说：“你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孔氏灾难，我子路不会这样，我既然拿了人家的工资，知道他有了灾难就不能不管。”
　　说罢子路只身来到高台前，向蒯聩高喊：“太子何必劫持孔悝？即使你杀了他，也会有人接着跟你斗。”并说，“太子胆小无勇，如果用火烧台，烧毁一半，他一定会放了孔悝。”蒯聩听了很害怕，就令他手下的力士石乞等人下来对付子路。子路身材高大，勇武过人，可惜这时上了年纪，猛虎难抵群狼，一不小心系在下巴上的缨就被砍断了，头上的冠摇摇欲坠，子路叹了口气说：“君子即使死了，冠也要戴正。”于是停下手，把缨系好，冠扶正，石乞等人乘机一拥而上，杀死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结缨遇难”。
　　子路死后，蒯聩为了宣泄被压抑10多年的积郁，也为了恫吓卫国人，残忍地下令将他剁为肉酱。至此政变成功，蒯聩如愿当了国君。过了半年，他不能容忍孔悝手握重权，在一次酒宴后，派人暗杀自己的外甥，孔悝逃得一条命后，流亡到了国外。又过了半年，蒯聩找了三条借口，杀了曾与他盟誓的浑良夫。
　　蒯聩在国君的宝座上也就坐了两年。他不恤民力，大兴土木，残酷剥削、虐待工匠。贵族石囿引导手工业奴隶暴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工起义”。蒯聩仓皇翻墙出逃，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在逃命的途中被人杀死。从此卫国陷入长年的混乱，国力越来越衰微。
　　子路死时，孔子已经72岁高龄了。远在鲁国的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动乱，一句话脱口而出：“柴（高柴，即子羔）也其来，由（仲由，即子路）也死矣！”不久卫国有人来报信，孔子听到子路的死讯，站在当院就哭了起来。
　　孔子对自己的学生真的很了解。对于充满阳刚之气的子路来说，他的死，是不得不死，是别无选择。

      子路“荣任”卫国公

　　溜进大殿的风，微微吹动子路身上的红披风，让气宇轩昂的青铜塑像多了几分生动。
　　濮阳市子路墓祠的负责人刁建英告诉记者，这披风是山东的子路后裔来祭拜时，给子路系上的。子路是那种使人轻易不能忘怀的人。
　　相传子路死后，敬重他的卫国人将他的首级安葬在了戚城外，这就是今天濮阳市区京开大道西侧的子路墓祠（当地人俗称子路坟）。
　　子路和卫国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他虽生长在鲁国，却在卫国找到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子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卫国度过，并且他在卫国先后两次出仕。先是出任蒲邑（今长垣县）之宰，治蒲三年，子路展现出高超的行政能力，将一个曾经混乱不堪的蒲邑治理得井然有序。“孔子过之，三称其善”，所以长垣县又有“三善之地”的美称。后来他出任孔悝的平阳邑宰，在蒯聩之乱中死难，并安葬在卫国的土地上。
　　濮阳的子路墓祠规模不很大，但建筑布局紧凑，山门、“正大高明”石坊和高大的正殿相辉映，显示出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特有的沉稳雄健、气势磅礴的风格。这处墓祠始建于何时已经无从查考，但郦道元《水经注》里写得很明白：戚城东“有子路冢”，说明最晚在北魏时，这里就被确认为子路的墓葬。据濮阳旧志记载，子路墓祠历代屡废屡建，明清时有几次大规模的修葺和增建，颇具气象。
　　但这并不是卫国故地唯一的子路墓葬。据介绍，除濮阳外，清丰县和长垣县也都有子路墓祠。濮阳子路墓为真墓，葬其首；清丰子路墓则为招魂墓；长垣子路墓为衣冠冢。古代的三种墓葬形式，子路都有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传承着对子路的敬重。
　　子路的确赢得了历代人们的敬重。他的言行在《论语》中出现过三十八次，是孔门弟子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个。孟子曾称赞他有闻过则喜的态度，把他与禹、舜相提并论。唐玄宗时，子路被追封为“卫侯”；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河内公”，后又改称“卫国公”，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卫国的“名誉君主”。以儒家的观念看，子路以他的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儒家的道德标准，是“忠于职责、恪守礼仪”的典范，所以为历代所推重。但对于子路的死，历来有不同的声音，在儒家不再是“独尊”的显学之后，这种声音更是响亮。很多人认为子路“结缨遇难”是为“虚礼”而死，不值得，太迂腐。
　　应该如何看待子路的“结缨遇难”？有人认为，关于子路的争论与文化转型有关。春秋之前，交战时讲究保持骑士风度，交战双方按礼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子路“结缨遇难，正冠而亡”，就是为了维护在他看来极其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也不独中国人讲“仁义”才这样，外国也一样。试看西方贵族决斗，无论用剑，还是后来用枪，也讲究个堂堂正正、正大光明，不用欺诈，不耍阴谋。其实这是把待人处世的一般原则普及到你死我活的搏杀与战争中了。到了“百世兵家之师”的孙子时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孙子》公开宣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就是要“推人危”、“攻人厄”。
　　可惜后来中国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公然把《孙子》普及于日常人际交往，将其当作人生处世的经典，《三国演义》也成了经商的宝贝。《孙子》的“兵以诈立”泛化为“人”以诈立，使很多人的心中没有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其实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岁月如水，子路所恪守的道德准则可能不再重要了，但他“正大高明”的处世态度，却依然值得我们敬重。
      从“朋克”到“正大高明”
　　河南现存的子路墓祠，都有一个高大的石坊，上书“正大高明”四个大字。这是赞誉子路一生过得堂堂正正，但其实子路并不是一副道学先生的儒雅模样，而是一个可爱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爽直刚强、永远不会掩饰自己，在孔门弟子中个性最为鲜明。他平生最尊重孔子，但孔子有什么让他看不惯的，他会像“黑旋风”李逵骂宋江那样跳出来。
　　史书记载，在认识孔子之前，子路喜欢逞勇斗力，衣着十分不羁，经常佩公猪皮装饰的宝剑，戴雄鸡那样的“冠”，那架势大概称得上古代的“朋克”一族。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子路曾欺凌过孔子。曹尧德等人的《孔子传》讲得很生动：子路在入学前到过孔子的学堂捣乱。他当时二十来岁，喜欢惹是生非。有一次，他拿了一把剑，跑到孔子的课堂上乱舞，剑锋好几次差点碰到孔子的鼻尖。但孔子却不气不恼，还好像看得很有趣味。子路见孔子不动声色，反而觉得没趣，于是便把剑收起，准备离去。孔子这才对他说：“你与其这样胡混日子，不如来我这儿读书吧！”子路却说：“我生来就像一枝好箭，读书干什么？”孔子说：“读了书就会有学问，就像在竹箭上装上了羽毛，箭头又安上了箭镞，这样的箭就更厉害了。”子路听了不以为然，但当他偷偷地在外面听孔子讲了几堂课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求人介绍他进孔子的学堂。从此之后，子路追随孔子40多年，一直到他死去。
　　其实按照儒家的标准看，子路这个学生底子很好。他对父母极为孝敬，他“百里负米养亲”后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据说子路家里很贫穷，时常采野菜吃。但他为了让父母吃得好一些，曾到百里以外的地方背回米来，尽自己的孝心。后来子路的日子过得好了，可他父母都已经去世，想起父母的劳苦，他非常遗憾：“宁愿和以前一样，自己吃野菜，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背米来赡养父母，可惜没有办法如愿了。”
　　进了孔门，子路就收起了“朋克”作风，但爽直刚强的心性却怎么也改变不了。子路的性情无时无处不在显现。孔子曾经说过：“身穿破旧的棉袍，与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子路）了。”子路为人豪爽，谈到自己的志向，说得毫不含糊：“我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拿出来跟朋友分享，用坏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他是孔门弟子中最能躬行实践的一个人，听到了就要去做，如果没完全领会，就十分害怕学到新的东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闻过则喜”的典故就出自子路，听到孔子的批评，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可以说是最为恪守孔子礼教的弟子。
　　但另一方面，他又性情直率，心直口快，是孔门中唯一敢责问孔子的人。有一次，孔子去见卫灵公美貌而风骚的夫人南子，子路知道了很不高兴，就摆脸色给孔子看，孔子被逼无奈，只好赌咒发誓，说如果自己做了昧心事，就让天打五雷劈。还有一次，晋国叛乱的将领召孔子去做官，孔子打算去，子路劈头就问：“你不是说过，君子不与做坏事的小人共事吗？现在你却要去叛军那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为自己解释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去。事过之后，称赞子路是“当仁不让于师”。子路的顶撞，为一部《论语》增添了很多花絮。在孔子眼中，他也成为最可信任的学生，“如果我的道行不通，我就坐上小木筏到海上漂流，那时候跟随我的怕是只有仲由（子路）了吧？”
　　他的直来直去让人想到了《水浒传》里的李逵，看不惯宋江了，就提起两把板斧，立马跑到聚义厅前，砍倒“替天行道”的大旗。有人说，孔子和子路这对形象，大概可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原型。后来的诸葛亮和张飞、宋江和李逵、岳飞和牛皋……无数搭档都从这里发轫。不同的是，子路的身上不只有喜剧的味道，更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壮。
　　就是这样一个子路，在卫国发生政变，别人纷纷避难之时，他却“食其禄不避其难”，在决斗中“结缨遇难”。他的死，让儒家多了几分阳刚的色彩。
      长垣，子路的三善之地
　　在卫国故地，子路留下痕迹的地方，濮阳之外还有长垣。
　　善于因材施教的孔子，按照不同的品行和专长，把他的弟子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他认为在政事方面可堪造就并创有佳绩的，是冉有和子路。但对于这两个人，他的教育方法截然不同，有一次，子路和冉有先后向他请教：“一个人想办一件事，能不能马上动手？”孔子对子路说：“你有父兄健在，怎能不先去问问他们的意见呢？”而对冉有则说：“当然应该马上去做！”在旁的学生公西华觉得很奇怪，就问孔子为什么一个问题有两种答案。孔子说：“冉有遇事犹豫不决，所以应该鼓励他办事果断；而子路总是好胜急躁，所以要他多方考虑，避免草率行事。”后来这两个人都取得了杰出的政绩，而子路施展政治才干的地方，主要在长垣。
　　子路上任之前，蒲地以民风强悍著称，很不好治理。赴任前，子路去请教孔子，孔子说：“恭敬待人、宽大公正，可以让强悍的人服从你；满怀爱心、体谅别人，可以帮助穷人生存下去；深思熟虑，办事果断，可以制服奸人。照这样治理，就没什么难的了。”
　　过了三年，子路的政声很不错。孔子亲自带了两个学生到蒲邑察看。一入蒲境，孔子就夸奖：“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进入蒲城，孔子又说：“善哉，由也，忠信以宽矣。”一进子路官署，孔子又说：“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
　　趁着孔子下车的工夫，子贡疑惑地问他：“老师还没有见到仲由是怎么处理政事，怎么就夸了他三次呢？”孔子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他的政绩了。一进蒲境我就看到田地平整、禾苗嫩绿，没有杂草垃圾，水渠挖得很深。说明子路下了工夫，组织百姓尽力农耕，可见子路在百姓中很有威信，所以我说“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待我进入城内看到百姓房屋坚固，院墙完整，树木茂盛，可见社会治安良好，所以又讲“善哉，由也，忠信以宽矣”。到了官署，看到子路非常清闲，部下听从命令，看来他办理官司明察而公正，所以又说：“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如此而言，三称其善恐怕还很不够。子贡等人这才明白。也正由此，长垣县有了“三善之地”的美称。
　　据说如今长垣县城西北的文明渠，就是当年子路率领民众开挖的河道，至今仍发挥着排灌作用。长垣城东北岳庄村有子路坟，相传是子路的衣冠冢。
　　正是由于子路与卫国有极深的渊源，唐宋两朝的皇帝，先后封子路为“卫侯”、“卫公”。说起来，即便是历史上真正的卫国国君，像子路这样名传百代的也不多。
　　但卫国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孔子之所以带着子路们到卫国去，也是因为自古“卫多君子”，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卫国的“木乃伊”

　　生机勃发的春秋时期，如今的河南地域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诸侯国，其中以郑、卫、宋等较为重要。
　　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大国之一，如今的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等市，以及河北南部、山东一些地方，都曾是卫国的疆域。这一带沃土平壤，水草肥美，黄河、淇水、濮水纵横其间，加上又曾是殷商王朝的京畿之地，所以经济一直比较发达，文化底蕴特别深厚。从康叔始封到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国在豫北地区存在了800多年，是有周一代存在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
　　“活”了800多年的卫国工商业繁荣，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诗经》中的名篇《硕人》、《氓》、《硕鼠》等，都是古卫国人或悲愤或欢欣或忧伤的真情歌唱；留名青史的蘧伯玉、柳下惠、子贡、子夏、吴起、商鞅、吕不韦等名流和英雄，都是卫国的子民；“大义灭亲”、“好鹤失国”、“剖腹葬肝”、“退避三舍”等荡气回肠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卫国。
　　但2000多年过去了，卫国的一切几乎荡然无存，大地上难寻它的踪迹。这个古国不只是被时光的河流淹没了，也是被黄河淹没了！
　　由于有了邙山的庇护，新郑的郑韩故都依然巍峨耸立，曾经同样高大巍峨的卫国和宋国都城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地处黄河中下游，它们在大地上失去了踪影。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曾经筹资数百万美元寻找到了宋国的国都——2000多年来，无数次泛滥的黄河水已经把高十多米的宋都古城墙完全淤埋在地平面之下。卫国的都城帝丘以及众多的城邑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所幸还有戚城在。
　　戚城文物景区主任李文颖告诉记者，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戚城遗址在濮阳市区地势也很高，上个世纪60年代发洪水时，周围一片汪洋，可水还到不了戚城的城墙根儿。
　　戚城古城垣周长1520米，残高最高处8.3米，最厚处16.5米。南城墙“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存东西北三面墙体，每面都有一个缺口，大概是城门遗址。考古发掘证实，这里是豫北地区保留的年代最久、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聚落和城址，城墙里外地下依次叠压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西周、春秋、汉等文化，该城始建于西周后期，以后历代多有增建。
　　记者在戚城城墙的断面看到，古城墙夯窝密集，夯土细密瓷实。但远远看上去，这城墙更像是土堆，没有了城墙该有的棱角，2000多年风雨的剥蚀让它显得干枯倾颓，如同那段生动鲜活的历史在大地上留下的“木乃伊”，包含着众多可以解读的信息。
　　用李文颖的话说，没有了都城帝丘，没有了桑间濮上的风景，这城墙就是卫国文化难得的载体和见证。
      鬼修城流传濮阳
　　濮阳市京开大道西侧，有一座古朴巍峨的阙门，坐西朝东。两翼的阙亭与主楼相衬形成“山”字状。阙门正中刻着两个篆书大字——戚邑。
　　一道阙门隔开了两个世界，外面车流喧嚣，里面古城安详。古城墙内外绿草如茵，美丽如画。这天阳光明媚，大片的芳草地上，树阴涂抹着浓浓淡淡的色彩，高大的垂柳随风轻漾。几位掩饰不住心中幸福的年轻女孩，在各自的郎君陪伴下，穿着婚纱提着下摆，寻找着最能配合她们心情的背景。
　　陪同记者采访的戚城文物景区办公室主任田志明说，濮阳各大影楼都买有戚城公园的年票，在戚城拍摄婚纱照，已经成为濮阳如今的风尚。
　　戚城文物景区始建于1991年3月，建成后就成为濮阳市区最美的风景，因为规划、保护得好，这里的700多亩地水清草美，群鸟翔集，特别是黄昏群鸟归巢时，古城中那边树林聚集上万只鸟，鸣叫声、翅膀的扑打声响成一片，鸟屎落在树叶上的声音跟下雨一样。
　　田志明说，别看戚城如今这么美，过去人们可都不敢轻易到古城里来，更没人敢在里面盖房居住。因为过去濮阳有个流传甚广的鬼修城的传说。
　　据说很多年前，有一人夜行。当他走到戚城村的北边，发现好大一片暗蓝色的灯火。在若隐若现的灯光下，隐隐约约看到有很多人在修城。只见成千上万的人，有的抬土，有的打夯，有的像是监工的官员来回巡视，所有的人来来往往忙个不停。此人很是纳闷，不觉自言自语地说：“嘿，啥工程抓这么紧，这么多人连夜修？”话未说完，所有的灯光立即不见了，那么多人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只留下一座没有完工的土城。正因为城未完工被生人“冲散”了，所以城墙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连城门都没来得及装上，只是在城门的地方留下了豁口。自此人们都认为是鬼在这里修的城，只是种庄稼和收庄稼的时候成群结伙地进去，平常没人敢单独进去。
　　李文颖和田志明分析说，戚城曾经是卫国权臣孔悝的封邑，所以被称为“孔悝城”，而在濮阳地方口音中，孔悝城与“鬼修城”的读音很相似，所以这个离奇的传说故事，应该是人们以讹传讹，弄错名字后，根据字音和戚城后来的形状编出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戚城的内外，居民迁徙不定，一代又一代人似过客从这里走过。结果，这座曾经声名赫赫的卫国城邑被后人忘却了来历，竟被当成了一个鬼修造的城池。
　　李文颖说，其实说起来这个传说有很大的“功劳”，戚城的城墙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跟这个传说不无关系。因为人们心存忌惮，城墙基本保存了自然的风貌，因为没人敢在城内居住，城中的文化遗址也较少受到破坏，而上个世纪90年代建景区时也少了很多搬迁的麻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戚城遗址的灵魂——古城墙的保护令人担忧。这座古城墙上大树很多，树越大，根扎得越深，必然会破坏夯土的坚固性，而树大又招风，天长日久就把夯土“晃散了”。在古城墙的北面，记者看到一段整整齐齐的新夯土把旧有的夯土包裹了起来，戚城文物景区的人解释说，这段城墙损毁得太厉害，他们不得已用这个办法加以保护。
　　景区的人告诉记者，过去没保护的时候，老百姓每年都把城墙上的树砍了当柴烧，所以上面的树都长不大，后来城墙被保护以后，没人砍树了，树越长越大，反而成了坏事。李文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古城址保护方案已经评审通过，城墙上高大的树木必须砍掉，矮小的保留下来防止雨水的直接冲刷。要修旧如旧，保持原有风貌，对破坏严重的，要筑土复原。但看着那段整整齐齐的新夯土，记者的疑虑很难打消：古城墙能复原吗？
　　其实树大招风的道理，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很明白了。他们说，树冠太大了，遇到暴风就会折断树干，动物尾巴太大了，就摇摆不便，成为拖累。这种话语，与戚城有关。
      戚城之尾大不掉
　　戚城并不大，古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大概只有200多亩，但现在留存下来的城墙残高最高处8.3米，最厚处16.5米，可见当初是座不折不扣的坚城。
　　据《左传》记载，楚王问谋士申无宇说：“国内有高大城墙的重镇，会怎么样？”申无宇回答说：“在郑国的京地杀了公子忽；在宋国的萧地亳地杀了子游；在齐国的渠丘杀了公子无知；在卫国的戚地赶走了卫献公。以上这些地方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因此这些地方势力的存在对于国都是一种威胁，就像树枝太大，遇到暴风雨就会折断树干，动物尾巴太大了就会受到拖累一样。”从此，“尾大不掉”就成了人们熟知的成语，而在中央集权政体确立后的各朝各代，打下天下后，开国皇帝的第一要务，就是想方设法对付有本事的功臣，防止他们“尾大不掉”。
　　卫国和鲁国一样，都是贵族执政的国家，国君一般不管行政事务，由一些贵族掌握着国家的大权。贵族的实力，甚至常常影响到君位的更迭。在蒯聩和儿子争夺国君宝座的时候，就是采用劫持戚城城主、大贵族孔悝的办法而获得成功。后来，卫国国君的后裔商鞅在秦国大搞郡县制，把全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到国君的手中，大概就是因为他的祖辈吃过这样的“亏”。
　　孔悝家族的得势，是从蒯聩的父亲卫灵公时才开始的。卫灵公的母亲只是襄公的一个贱妾，她怀孕时，梦见有人对她说：“我就是康叔，你生子必有卫国。我给他取名叫元。”她感到很奇怪，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的始祖。”后来她果然生了个儿子，孔成子就把贱妾的梦告诉了襄公，襄公听了很高兴。恰好襄公夫人没有儿子，便立元为继承人，是为灵公。孔氏家族由此逐渐得志。数百年后，卫国人吕不韦在秦国的得志，与孔成子似乎如出一辙，也许是“偷学”孔成子的招数。
　　在孔家得志之前，卫国的权臣和戚城的城主是孙家。
　　戚城是卫国北部的一个边邑，向北隔黄河与晋国相望，东与齐鲁接壤，南与郑、宋毗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春秋初年，卫国国君武公之孙孙耳开始拥有戚城，从此孙氏在此袭居七代，并世代掌握着卫王室的实权，把这座城邑变成了卫国的国中之国。有人统计，在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以及注解《春秋》的《左传》中，提及卫国国都帝丘的仅三次，而关于戚城的记载有三十多处，提到戚城城主孙氏的有六七十处。
　　孙氏鼎盛时期，能代表卫国参加“外交活动”，参加诸侯的会盟，并代表卫国参与诸侯间的征伐。他们可以翻云覆雨，将国君视为掌中之物。
　　卫献公对孙氏很不服气。有一次，他约定时间请孙文子和宁惠子宴会。这两人穿着朝服准时前去，但从早晨等到中午，也没见到献公。后来听说献公去打鸟了，他们忍着气去园囿找寻，献公穿着皮制猎装和皮冠接见了他们，这在当时是不合礼法的。孙文子更加生气，决定推翻献公。他把自己家的重要物品都转移到戚城，在那里举行叛乱，献公派人去谈判，孙文子毫不客气杀了这些使臣，于是献公在卫国没办法待了，不得不逃到齐国去。
　　小小戚城，因其地理位置和在卫国的重要性，成了当时列国之间风云际会的舞台。
      剖腹葬肝是弘演
　　中国象棋有一个著名的残局，叫“剖腹葬肝”，讲的是丢车保帅的技巧，但残局的名字却来自卫懿公“好鹤失国”后的一段故事。
　　鹤是一种优雅的动物，飞翔起来翩翩多姿，鸣叫起来清音回响，被视为象征正直、飘逸、淡泊与长寿的吉祥动物。古人爱鹤的很多，而卫懿公爱鹤爱得实在不一般。
　　卫懿公的园囿里养了数百只的鹤，这本来也没什么，一个国君连点爱好都不能有，那也太过分。可懿公对鹤们滥用了国君的权力，他的鹤都有官职，吃大夫的俸禄，并且常常让鹤乘坐着大夫才能坐的豪华马车在国都招摇过市。国人因此很厌恶他，怨声载道。并且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是谗害了卫国的太子与贤良的公子寿才得以即位的，这个账还一直没人算。卫懿公的骄奢淫逸更使他完全失去了民心。
　　春秋前期，北方的游牧部落狄人很强大，不断侵犯晋、卫、邢等国。晋国军力强大，狄人占不到便宜，被迫自西向东侵扰，卫国首当其冲。公元前660年，狄人大举侵卫。卫懿公命令国人抵抗，国人都说：“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
　　卫懿公无计可施，连忙把鹤放掉。好不容易凑齐了一支部队，但士兵军心涣散，晚上宿营，懿公听到军中有人唱道：“鹤食禄，民力耕；鹤乘轩，民操兵，鹤今何在兮？而我瞿瞿为此行！”带着这样一支军队，卫懿公在荥泽与狄人决战时，很快被打败。卫懿公死于战场，被狄人以刀割肉烤了来吃。
　　卫国的贤大夫弘演在战乱前出使，返回途中听说卫国君主懿公死在荥泽战场，便前去寻尸。一路上他看见到处都是尸骨血肉，心中无比悲伤，行到一处，他看到卫国帅旗倒在水塘边，心想：“帅旗在这里，卫懿公的尸体大概就在附近。”弘演向前寻找着，有伤兵指着一具尸体说道：“这就是国君。”弘演察看卫懿公尸体，早已零落不全，只有一副肝脏还完好。弘演向尸体叩拜，放声大哭，并报告出使陈国的经过，就像卫懿公仍然活着似的。弘演说：“国君死得如此之惨，没人来收尸，我要以身体做棺木，为主公入葬。”回头嘱咐仆人道：“我死以后，将我埋在树下，等国家有了新君以后，再把此事告诉他，我们君臣一同返国吧。”随手拉出佩剑，剖开腹部，将卫懿公肝脏放入后，倒地死去。仆人抢救不及，只好依照弘演的嘱托将他埋葬。
　　弘演以他的死为卫国保持了一点最起码的尊严。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听说这件事，评价说：“弘演可谓忠矣，杀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认为卫国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出兵助卫复国。
　　后来弘演被视为忠君爱国的名臣，他的后代以弘为姓氏，其堂号称“纳肝堂”。
　　卫国经历此难，几乎灭国。卫国的遗民渡过黄河，在漕（今滑县西南）安顿下来。据《左传》记载，当时卫国遗民男女老少一共只有730人，加上共、滕两地的百姓也不过5000人。天下霸主齐桓公当时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组织中原各国抵御野蛮民族的入侵，他派兵车300乘，甲士3000人保护卫国遗民。另外赠送了车马、衣服、牛、羊、鸡以及建筑材料。后来又助卫国在楚丘（今滑县东）建都。
　　此后，卫国人先后立戴公、文公为君，文公穿粗布衣服，吃粗劣食物，与百姓共患难。他“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使卫国逐渐增强了国力。后来为躲避狄人凶猛的侵扰，文公的儿子成公迁都于帝丘。此后，卫国以濮阳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存在了三四百年。
　　在濮阳采访时，戚城文物景区主任李文颖告诉记者，不久前，该市文物工作者在濮阳县西南发现了一座淤埋在地下的古城址。经初步钻探发现，这座古城址规模宏大，城墙又高又厚，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城址。难道这里就是孕育了优美“卫风”的、消失了千年的卫国国都帝丘？李文颖说，在进一步对此遗址发掘、研究之前，帝丘的存在只能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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