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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底，中国唱片上海总公司的编辑部主任冯海宁有些焦头烂额。
眼见到年底了，这一年的出版任务还没完成。
“必须做出市场喜欢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冯海宁的脑子里就是这念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广州逛街意外发现很多车里都挂着毛主席像。
一个念头在脑中突然一闪，“能否做一做老歌新唱？”这个念头让冯海宁兴奋不已。
很快，《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盒带开始着手灌录和发行。
1993年初，“红太阳”开始出版，至5月，上市三个月销售量就突破了三百万张。
《红太阳》在中国大江南北传唱，红极一时，并最终创下720万盒的惊人销量。720万，这个纪录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至今“无来者”。
突然想起那些老歌
10多年后，冯海宁仍清晰地记得当年公司的窘迫情形，“房子什么的都已经抵押了，当时上海中唱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冯海宁说。
1992年1月17日，87岁的邓小平踏上南巡的专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全国上下，经济建设热情高涨。从个体户到大型国企，整个中国都开足马力，奔驰在发展的轨道上，而这时的上海中唱，却陷入经营困境。
199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颁布，港台原版唱片通过合法渠道大量引进内地，使得上世纪80年代依靠翻唱起家的众多音像公司风光不再，步履维艰。
1992年，“到年底了，发现这一年的出版任务还没完成。”乐评人金兆钧当时有几个朋友都在上海中唱，他说当时音乐圈创作气氛比较压抑，没什么新的东西，“上海中唱的编辑同志们都很着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冯海宁说，当时她考虑最多的是“必须做出市场喜欢的东西，要为公司盈利”。带着这样的念头，她到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
逛街时，她不经意间发现，很多车里都挂着毛主席像。
“有很多这种信息，表现出对毛主席的怀念。”冯海宁说，做音乐的人善于捕捉社会思潮和市场动向，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我突然就想起那些老歌了。”“那些老歌”在特殊的年代曾家喻户晓，“文革”结束十余年后，冯海宁认为这类音乐仍具有广泛的听众基础：“毕竟是伴随一代人成长的，唱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属于中国国情造就的音乐。”而且，已经多年无人唱起这些歌了。
灵光乍现后，冯海宁立刻返回上海，着手把想法变为现实。
1992年底，冯海宁开始操作《红太阳》。
经典老歌新制作
上海中唱从北京请来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负责唱片的编曲和指挥。
经过商讨，金巍决定用现代感很强的节奏和曲风来重新演绎老歌，同时采用联唱的方式串联整张唱片。
“美声也好民族也好，技巧要求高，大家要跟着唱会比较难，我们给它换上时尚的编曲，通俗的东西会更容易贴近老百姓。”金巍选择的歌手也都是当红的流行歌星，这是由“联唱”的形式决定的：“联唱其实对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高，如果是音色相似的歌手，听觉上会不大舒服。”
最终入选的李玲玉、孙国庆、屠洪纲、范琳琳等人，音色上都个性鲜明，富于变化。
“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怎么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冯海宁认为，即使一部分听众和业内人士对这样的改编有意见，也是一件好事，毕竟让更多的人重新听到了当年的经典。
在棚里录制的时候，冯海宁的信心一下子足了许多。连管棚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说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了。但一些老歌虽然妇孺皆知，却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选歌的时候，冯海宁们只能从破旧的音乐书里找到简谱。
工作完成得很快，大概一两个月时间就做出来了。
1993年，刚好赶上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1993年初，冯海宁将制作简单的第一辑《红太阳》推向市场。
结果，一炮打响。
“红歌”席卷全国
突然间，上海中唱的业务员们发现，以前那些一脸不屑、爱搭不理的老板，现在竟然纷纷陪着笑脸要请自己吃饭。
“所有的订货商都是把车开来停在门口，生产出来多少要多少。”冯海宁说，“我们自己的工厂来不及加工了，就在全国各地找加工厂日夜生产带子。”
为了争抢货源，各地的音像制品经销商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有人为此大打出手。
一次，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不料发货的工作人员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上架不到一小时就告罄。湖南某个体户要了五百盒，并说还要进货，“毛主席的故乡，怎么会卖不掉？”
《红太阳》上市3个月，到5月，销量就突破了三百万盒。
盗版的销量更无法统计，还有很多音像公司一哄而上，纷纷推出类似的“颂歌”合辑。
顿时，“红太阳”席卷全国。
北京的许多乐队，当时都在没日没夜地录歌。
至今，乐评人金兆钧还记得，1993年的春节，他从北新桥走到东单，“一路上只听见大大小小的店铺全在放这些歌，比现在的刀郎还火。”金兆钧的二哥，年纪比较大了，平时很讨厌流行歌手的腔调，当时居然也买了盘《红太阳》听。
冯海宁说，上海中唱趁热打铁，公司专门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制作室”，连续推出了5辑《红太阳》，赚了个盆满钵满。
引发敏感回应
争议随之而来。
首先发难的是音乐圈中人士。有音乐家和乐评人认为，《红太阳》的编配和演唱风格，破坏了原有的民歌味道，还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
上海中唱出版社社长杨圣良为此专门跑到北京，到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作曲家们沟通。
更广泛和深入的争论，则在思想文化层面展开。“知识界对此作出了敏感的反应。”
作家韩少功回忆，对于《红太阳》的轰动效应，有些人认为，是人民大众对贫富日益分化的现实深感失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强烈不满，所以唱出了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怀念。有些人则在报刊上深深忧虑或拍案而起，指此为极左思想回潮的铁证，是一种极端势力企图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讯号。
冯海宁和金兆钧都提到，几家国外媒体———英国BBC、日本NHK，还有美国之音，对“红太阳热”密切关注。“外国媒体对这个唱片的解读，有的是看作文化现象来报道，觉得这么大的销量不可思议。”冯海宁说，也有的往政治上靠。
“何止是争议。”金兆钧说，“我记得新闻出版署为此专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我去参加了，那是很严肃的，因为已经有了国际反响，不能不重视。”
会议的结果，还是贯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的“不争议”原则，没有将此问题上纲上线。金兆钧记得，老同志们说，不要太政治化了，就是那些歌嘛，确实好听。
韩少功也认为，对这些颂歌做文本意义上的解读并不恰当：“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在唱歌时对歌词基本不上心。”
《红太阳》的热卖，也让一些幕后工作者感觉自己的劳动价值被低估了。1996年，《红太阳》的词曲作者张士燮、徐叔华、傅晶、程恺等16人，要求上海中唱“追加稿酬”。
“那个年代的稿酬确实很少。”冯海宁说，按彼时的国家稿酬规定和业内惯例，作者们拿的钱并没有和销量挂钩，“我也觉得这不太公平。”冯海宁请示了公司，又给作者们多付了一些报酬。社长杨圣良还提出，唱片卖得那么好，“是托毛主席的福”，所以，毛主席也应获得报酬，随后，上海中唱给毛泽东办公室寄去了稿酬。
“红太阳”为什么那样红
韩少功说，他一直很关注，这些歌曲的主要听众是谁？
在《暗示》一书里他写道，有个老同学下过乡，现在是房地产商，进了KTV最爱点唱的就是《红太阳》里的革命歌曲。
“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人，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太阳》最主要的消费者。”韩少功认为，那些歌能让那批人重温青春，虽残破却是不能再更改的青春，他们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身心疲惫时，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
“唱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属于中国国情造就的音乐”，对于《红太阳》的“红”，冯海宁认为有复杂的原因，一方面，这些歌真的好听，“现在很多流行音乐是过眼云烟，听过就听过了，跟你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但老一代人写歌不一样，他们搞创作要体验生活，确实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音乐，有真实的情感在里面。”另一方面，则是受众的怀旧情结：“这些歌可能唤起人们的一种信仰，一种怀念，比如当过知青的，听到这些歌就会想起当年在哪里，在干什么。”
冯海宁说，当时有人在婚礼上放《红太阳》，还有不少人从大洋彼岸打电话，说听到《红太阳》就想念祖国，想念那经风历雨、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
新长征路上的娱乐事件
那场1993年前后的“红太阳”流行风，让政治家看见政治，知识分子看见思潮，自由主义者看见犬儒，老同志看见怀旧，老百姓看见娱乐。
如果一定要政治化解读，倒也能找到“根据地”。
1989年之后，历史的潮水在拐弯处碰壁、回旋，思想躲回书斋，对改革的质疑抬头，人们四顾茫然。
“红太阳”的流行，成为一些人否定改革的民意论据，也让另一些人对此心存忧惧。
但事实也许并没有如此复杂，它完全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时尚，一场流行，一个文化潮流。崔健的摇滚包含着对红色的批判，但他的《南泥湾》具备更多的流行元素，更像一首流行歌曲，受它启发的《红太阳》的大面积风行，不是因为旧，而是因为新。是因为它的流行曲风、流行歌手演绎、现代配器、旋律优美动人，才造成如此惊人的流行现象。
与“红太阳”距离最近的，还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这是一个怀旧的绝好的由头，一个娱乐的灵感来源。
批判和原罪的逐渐过去，怀旧和纪念风潮渐起。
毕竟“毛主席”和一块红布，是几代人的人生背景。而社会的世俗化、世俗的娱乐化、娱乐的市场化，为怀旧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与“红太阳”有关的，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有三个场景。第一个是摇滚，崔健嘶吼着《南泥湾》，后来的唐朝乐队高唱着《国际歌》；第二个是理查德·克莱德曼，这位流行钢琴家在钢琴上奏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台下的中国观众发出一阵喝彩声；第三个是交谊舞，广场和街头拐角的大叔大婶们，在众多闲人的围观中，伴着“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翩翩起舞。
这才是九十年代初“红太阳”的真实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流行，与当时的四大天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新长征路上的一个摇滚，而不是一场战役。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被挂在卡车司机的驾驶舱，也不表示就崇拜谁，只是讨个吉利，求个出入平安。
忠字舞变成交谊舞，我们可看到变化背后的文化。如学者唐灿所说，这是一个从社会到个人、从神圣到凡俗、从一元到多元、从榜样到精神快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不变方位，是寻找个性、自尊，寻找现实生活感觉。
前几年有个刀郎，用沙沙的嗓音唱出《怀念战友》《草原之夜》，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那也不代表要怀念谁，只是因为有值得流行的元素。
最近，一个叫“中国红歌会”的电视节目，在毛泽东战斗过的江西播出，唱起革命老曲，省级干部积极捧场，对抗“超女”选秀，成为又一有趣的时代景观。
从最初的“东方红”，到崔健，到“红太阳”，到刀郎，再到“红歌会”，也是一串流行文化变迁的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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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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