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翰博及奉祀官

仲军锋（宁阳）

衍圣公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孔子九世孙 孔鲋（字子鱼）为“奉祀君”， 为孔子嫡系世袭受封之始；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拜孔子十二世孙孔霸为太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孔霸卒，成帝由其长子孔福袭封关内侯，这是孔子嫡裔爵位世袭的开始；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尊孔子“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十六世孙孔均为“褒成候”，奉孔子祀；究两汉之世，除汉哀帝封十四世孙孔福为殷绍嘉侯、汉明帝封十八世孙孔损为褒亭侯、汉安帝封十九世孙孔曜为奉圣亭侯外，两汉封号以“褒成侯”为主；至曹魏改号宗圣侯；晋、南朝宋改号奉圣亭侯；北周时，晋封邹国公；隋，文帝封邹国公，炀帝改绍圣侯；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封褒圣侯，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赠孔子为文宣王，以孔子嫡裔原封褒圣侯者改封“文宣公”；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太常博士祖无择上言仁宗，孔子嫡裔爵名“文宣公”是将其先祖孔子之美谥加在后裔身上，于礼法有误。请求朝廷根据“尊儒褒圣”之义，为孔子后裔另定封号。祖无择之原话如下：
    “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宋史》卷一百一十九：《礼志•宾礼四•录先圣后条》)。
    仁宗廷议后，遂改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之文宣公为“衍圣公”。其诏书曰：
    “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时封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盖自此始。朕稽考前训，博采群议，皆谓宜法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当。朕念先帝崇儒术，亲祠阙里，而始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爵之号不其重欤！宜改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
    哲宗元祐元年（1086）改封四十七代孙孔若蒙为“奉圣公”，专主祀事，不预他职，遇郊祀大礼，赴阙陪位；元符元年（1098）若蒙坐事废封，改由其弟孔若虚袭封奉圣公。若虚故，仍由若蒙之子孔端友袭封；徽宗大观四年1110）复改封孔端友为衍圣公，后世遂相沿不改。
    从此，孔子嫡裔爵号“衍圣公”一直到民二十四年（1935）南京国民政府改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从45代到77代，衍圣公的爵位共传承32世，历时880余年，先后承袭者41人。
   翰博 指翰林院五经博士与太常寺五经博士两种。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自明景泰年始封颜子孟子嫡裔、嘉靖年始封曾子嫡裔后，相应具沿，成为制度。到了清顺治元年，更是完全继承了明制，且“皇清隆眷”， 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诏书规定“衍圣公长子则承大爵，次子至十五岁则授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中庸书院子思子祀；三子则袭太常寺博士，主汶上圣泽书院祀。每随一代公爵递为更授”。
    孔氏翰博是指衍圣公之二弟、三弟承袭和孔氏南宗承袭的爵位。这一代衍圣公去世，下一代袭爵时，则此两种博士由下一代二、三子袭爵（若衍圣公为独子，其祀则兼祧）。而孔氏南宗主要是“奉南宗庙祀”，在承袭上与前无涉，其爵位在历史上，一直不是延续的。从元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议立孔子后，孔子五十三代孙、衍圣公孔洙让爵后，直至明弘治十八年（1505），由衢州知府沈杰奏请、正德六年（1506）方授五十九代孔彦绳为将仕郎、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自此，中断了250年之久的南宗孔氏，始又袭封，享受衍圣公次子之待遇。但孔彦绳身后，明政府又是数代未封。直至清顺治九年（1652），由六十五代孔衍桢复又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衔。
    清代规定的衍圣公下属翰林院五经博士除了孔氏翰博外，其余世袭五经博士还有：东野氏、康熙二十三年，授元圣周公七十三世孙东野沛然； 姬氏、乾隆四十三年，授周公七十七世孙肇勋，主咸阳庙祀；颜氏、顺治元年，授复圣颜子六十八世孙绍绪；曾氏、顺治元年，授宗圣曾子六十四世孙文达；孟氏、顺治元年，授亚圣孟子六十三世孙贞仁；仲氏、顺治二年，授先贤仲子路六十一世孙于升；闵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闵子骞六十五世孙衍籀；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伯牛六十五世孙士朴；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仲弓六十七世孙天琳；端木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端木子贡七十世孙谦；卜氏、康熙五十九年，授先贤卜子夏六十四世孙尊贤；言氏、康熙五十一年，授先贤言子游七十三世孙德坚；颛孙氏、雍正二年，授先贤颛孙子张六十六世孙诚道。道光四年，改归嫡长树勋；有氏、乾隆五十三年，授先贤有子若七十二世孙守业；伏氏、嘉庆十年，授先儒伏子胜六十五世孙敬祖；韩氏、乾隆三年，授先儒韩子愈三十世孙法祖；张氏、康熙二十六年，授先儒张子载二十八世孙守先，主凤翔庙祀；邵氏，康熙四十一年，授先儒邵子雍三十世孙延祀。 以上每姓俱各一人；朱氏二人。顺治十二年，授先儒朱子熹徽派十五世孙煌，奉婺源庙祀；康熙二十九年，授闽派十八世孙溁，主建安庙祀。
    历史上，五经博士的袭封均由衍圣公保举，并受衍圣公管理与节制。“应袭者十五以上，衍圣公保送礼部，考试果能文理通晓，注册察俟。承袭之时，衍圣公察案具题授职”。五经博士凡进京陪祀，在曲阜接驾，孔庙祭祀等俱由衍圣公率领。见面行师生礼，每遇朝廷大典随衍圣公入京行礼，曲阜孔庙春秋大祭以束修助典。五经博士及所属官凡经人控告，均得由衍圣公“先行传讯，或自行断结，或移送地方官审讯”，未经衍圣公传讯。地方官不得先行审理。
    奉祀官 民国二年二月（1913），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师长，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气，咸蒙覆帱，圣学精美，莫与比伦。溯二千年历史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孔学撷道德之精，立人伦之极，渊泉溥博，沾被无垠，高山景行，响往弥笃”，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惟尊圣典礼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孝成书，广征意见，分别厘订，全核而告”。
    同时，袁世凯以民国政府名义颁布《崇圣典例》。在这份《崇圣典例》里，把圣裔分成“世爵”（衍圣公）和“世职”（翰博）两类：
    “第一条  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
    第四条  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其旧设奉祀生裁撤之。奉祀官按旧设额置：
    1、至圣后裔世袭奉祀官八员；
    2、先贤先儒后裔世袭奉祀官二十员：先贤东野氏、颜氏、曾氏、孟氏、闵氏、冉氏耕、冉氏雍、端木氏、仲氏、言氏、卜氏、孙氏、有氏、朱氏、周子敦颐、程子颢、程子颐、邵子雍、张子载，先儒韩子愈后裔，世袭奉祀官各一员。前项至圣、先贤、先儒后裔世职由衍圣公及各氏按照旧例，报由地方行政长官呈明内务部核准承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兹以孔子嫡系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按：当时对文官的任命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种，以特任规格最高。颜、曾、孟亦改为：复圣奉祀官、宗圣奉祀官和亚圣奉祀官。）
    “孔子之道，昭垂两千余年。为我国民族一切文化之中心，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之各种固有美德，莫不秉其渊源，受其化育。”为卫护民族文化、延续千年文明，1934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规定除由政府拨款，另对全国各校毕业证书附收捐款来解决经费。11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47次会议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该案决定：
    （一）、至圣后裔世袭奉祀官八员；
    （二）、先贤先儒后裔世袭奉祀官二十员：先贤东野氏、颜氏、曾氏、孟氏、闵氏、冉氏耕、冉氏雍、端木氏、仲氏、言氏、卜氏、颛孙氏、有氏、朱氏、周子敦颐、程子颢、程子颐、邵子雍、张子载，先儒韩子愈后裔，世袭奉祀官各一员。前项至圣、先贤、先儒后裔世职由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及各氏按照旧例，报由地方行政长官呈明内务部核准承袭；
    （三）、至圣及四哲嫡裔，由国家资给培植至大学毕业；
    （四）、特设小学于曲阜，优待孔子、颜回、曾参、孟轲后裔。”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教育部，以《礼记》中的《大同》一节谱成纪念孔子的正式歌曲天下为公歌，以为“孔子纪念歌”。 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任 “衍圣公名义，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四哲旧赠名义，如复圣后人，应改为复圣奉祀官，以简任官待遇……”“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其旧设奉祀生裁撤之。奉祀官按旧设额置。”7月8日，15岁的孔德成携颜、曾、孟三氏嫡裔赴南京受任奉祀官新职。
    通过比照可以看出，1934年的这个《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基本上继承和延续了1913年的《崇圣典例》内容。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先师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总代表，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则是中国的底蕴和国魂之所在，崇礼圣哲、优礼圣裔正是彰显了对文明的依皈和道统的承继，更从制度上维系了让中国社稷赖以为立的中华文化。因之所谓优礼圣裔、绍封奉祀，所谓序文明、传薪火，卜国脉之灵长、人文之蔚起也。和罗马教皇、日本天皇一样，这更是一个中国文化道统的最生动载体。尊重这个文明载体，其本质则是尊重这个文化道统和文明。这对于中华立国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是一贯和连续的

仲磊

      帝制时期，对古人进行追封，对后裔进行优渥，是有积极意义的。从一定程度上讲，统治阶级拉拢了少部分人心，缓和了一点社会矛盾。
      民国时期，继承的同时又削弱了，算是过渡。
      新中国政权成立后，不再对所谓圣裔进行优渥，实乃英明、正确之举。的确水到渠成。
      如今，有些人从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断章取义，误以为国家要把儒学重新拾起来，误认为所谓圣裔的子孙又将拥有地位。凡是批评的妨碍的，他们都恶毒攻击，动辄诉诸公权力；凡是吹捧的（无论中外），他们都加倍附和。近日有某圣贤后裔团体给某高校写公开信，声讨某教授，言辞偏激，俨然有要挟的意思，并纠集在高校校园“抗议”。嗟乎，斯文扫地，炒作可以休矣。
      PS：有些人士人口口声声说“儒教”，并扬言“儒教应定为中国国教”云云。本人以为：所谓“儒教”的“教”，是教化的意思；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教”，才是宗教。儒学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已，两者根本不能划等号。敬宗爱祖，不是无限拔高。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有扬有弃，才是正确的态度。“名人后裔”这个头衔是自重、自立、自励、自强的动力，不是狂妄、自大的资本。我等仲子后裔当谦虚、谨慎、低调。

仲兴华

涨姿势！

仲军锋（宁阳）

历代的对儒家圣贤后裔的“优惠政策”无疑是为自己统治的“正统地位”寻找依据。辩证地看，这种政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传承千年不绝，并且不断地因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奠定了中国文化大国的基础；另一方面，儒学中的部分糟粕禁锢了人的思想，甚至灭绝人的天性，阻碍了时代的进步。此贴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过去的奉祀制度，别无它意。

仲磊

仲军锋（宁阳） 发表于 2015-6-17 10:18
历代的对儒家圣贤后裔的“优惠政策”无疑是为自己统治的“正统地位”寻找依据。辩证地看，这种政策具有双面 ...

是的，确实是这回事。我的回帖其实跟主题帖无关，而是联想到近日在网络上炒作的一个事件。

仲梦一（盱眙）

       儒教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文化。儒教他不同于道、佛两教，儒教虽然也承认神、鬼的存在，但她并不关心其世界的事，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现实世界是一种基于西周早中期社会的理想模式。只要被称为“中国三大教”之一，那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从某些意义上来讲，儒教应该算是中国古代的国教，为什么呢？自孔子创立儒教以来，一部经典巨作《论语》问世后，历经多少朝，上至君王、下至初入仕途的考生们，无不以《论语》作为治国安帮伦理术学，无不以《论语》来敲开官皇大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废除这个考制。

仲亚柯

我们这边把子路叫仲夫子，把濮阳仲子庙尊称为仲夫子祠

通许仲伟建

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过去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