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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日本的优点，并非不爱国
香港《亚洲周刊》曾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唯有日本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引发了中国人最复杂的情感：它是中国的仇敌，也是中国的朋友；它是中国的学生，也是中国的老师；中国人对它气愤，也对它亲近；蔑视它，又羡慕它；拒绝它，又受到强烈的吸引。”最近形势紧张的钓鱼岛争端，又将中日关系和民间情绪推到火药味极浓的境地。在所有涉及当前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面前，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国呐喊，据理力争。但这并不代表，在我们面对日本这个国家时，就该用愤怒的情绪将其全盘否定。
白岩松在《岩松看日本》专题片里说道：“爱与恨之前，先去了解。”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甚至都不用经历了解这道过程，太容易了，可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你可以表达对日本民族一些右翼分子强占领土、死不认错的厌恶和不喜欢，但请不要因为这些情绪而影响我们学习他们的长处。真正看完下文的介绍，你会发现日本有些地方我们真的恨不起来。
或许，日本经济上的先进并不可怕，就像一个20岁的小伙不用去羡慕一个40岁的中年人有房有车一样，经济上一时落后，很快就能赶上，而制度上的落后，却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可以跟日本人大谈北京上海的建设一点不比东京差，却没法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孩子的疫苗都敢造假。何况，日本在制度上仍在不断改进，而我们还在为如何反腐争论不休。
加藤嘉一在离开中国前说，“相互理解是一种态度。相互尊重是一种责任。相互学习是一种高度。”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学习日本。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更是一种“爱国”的高度。
日本公务员缩减退休金，钱不能比百姓拿得多
为改变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比社会企业平均水平高的现状，日本政府2012年8月７日决定下调公务员基本退休金14.9%。而近期以来，针对国家公务员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日本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根据退休前每月工资和在职年数计算，另外还要根据民间企业的水平进行调整。
日本人事院调查称，此前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少于民企退休金，因此2003年将其提高了4%。如此一来，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和共济年金(针对公务员、学校教职工设立的公立保险制度)又比民间企业的一般上班族高出了403万日元(约合32.6万人民币)，因此又再度下调。有报道称，下调14.9%对日本来说幅度很大，预计能基本消除官民差距，同时也可减少政府的人事成本。有日本媒体评论称，削减国家公务员退休金是日本行政改革的重要一环。
另外，为了促进中高年层公务员的早期退休，将早期退休对象的范围从50岁扩大为45岁开始。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家公务员做出的“大动作”还不止于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人事院7月24日初步决定，对于大半55岁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将废止根据工作成绩实施涨薪的制度。以50～59岁为主的高年龄层的所有国家公务员升职时也将不予上调工资。为筹得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财源，目前破例对所有公务员实施了大幅减薪，但高年龄层公务员的工资比普通人丰厚，人事院认为应加以调整。
事故责任人详细追责，首相瞎指挥也要上法庭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8月1日被东京地方检察院刑事立案，原因是他在去年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处理中，由于瞎指挥导致第1核反应堆氢气爆炸，致使多名核电站作业人员受伤。
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事故发生已经一年多，东京、福岛、金泽地方检察院8月1日宣布接受5起灾民和市民团体的刑事诉讼。其中东京地方检察院立案的有3。除了起诉东京电力公司前会长（董事长）胜俣恒久和国家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等26人之外，事故当时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其他5名大臣等政府高官也遭到另案起诉。
指控菅直人前首相的起诉书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1号核反应堆发生核泄漏后，亲自指挥救急处理工作的菅直人首相（当时）和相关大臣们没有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导致氢气爆炸，致使在反应堆附近救险的多名工作人员受伤。
东京地方检察院决定以“违反原子能等规制法罪”和“业务过失伤害罪”对菅直人前首相等进行立案侦查。日本国会核泄漏事故调查委员会和民间调查委员会均认定菅直人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存在瞎指挥问题。
日本官员出差之前培训省钱，公务消费透明公开
在日本，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名为“行政刷新”的部门，专门制定如何给政府省钱的政策，实现“最佳花钱方案”。公务员在出差之前会受到该部门组织的差旅费用管理培训，指导他们怎样在出差目的地有效、合理花钱。而对出差费用也作出了清楚明晰的规定，许多日本公务员在出差时必须“斤斤计较”。
比如，日本公务员在入住酒店前一定要问清：酒店房间床头柜上的两瓶矿泉水是否免费？原因是这不属于公费支出部分，不能在最后退房时结算到房费账单上。另外，他们还自己掏钱买礼物，据说“商务往来的礼品馈赠，日本公费一律不给报销”。
在日本，公务消费透明公开，民众随时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相关信息。此外，民间还建立起公款消费观察员制度。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不过即使如此，一些细节之处还是容易出问题，日前，日本媒体曝出中央省厅职员公费乘坐出租车回家时从司机那里收受现金啤酒等回扣，还有一些国家公务员乘坐飞机出差私自赚取和使用航空公司提供的里程积分。
公务员不敢收礼，外务大臣因一万八捐款下台
在日本，接受外国人的政治捐款属违法行为。外务大臣前原诚司曾经因为接受“政治捐款”而主动辞职下台。但这笔“捐款”有多少呢？前原的老家在京都，当地一家韩国烤肉店老板通过一位亲戚向这位老乡每年提供一些“捐款”，几年下来合计25万日元，约相当于人民币18750元。
这笔钱在日本是什么概念呢？东京普通白领的月收入大多在30万日元左右， 25万还不足白领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在东京买一套好西服也要20万日元。为了这微不足道的25万日元，外交部长就辞职下台、向国民鞠躬谢罪，这听起来有些好笑。但联想起我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经历，我不得不说，“公务员”在日本是个有特殊地位和规则的行业，儿戏不得。
1992年春，第一次去东京探亲。落地后，外国人都必须去所住地的区役所（区政府）办理“外国人登录证”。我去办理的时候，是一位S先生接待的。这位公务员在柜台的那一侧、面对我站着，我填多久他就站了多久，还很客气耐心地教我如何填写。
从我填写的资料中得知我女儿是以小提琴演奏为职业时，他称赞了几句，并说他也是音乐爱好者。由于他的服务态度非常好，我出于感谢——当然也有一点结交朋友的意思，就说可以送两张后天我女儿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票给他。他立即严肃起来，摇着手说：“不必不必，如果我要去听音乐会，自己会买入场券的！”我坚持要给他赠票，他只好明说：“我们公务员有规定，不可以接受赠送。”后来得知，他确实自己买票去听了我女儿的音乐会。
政府机关老旧没钱更新，三公规定细致如牛毛
不久前，笔者的一个朋友参观了日本内阁机关。这些政府机关虽然位于东京市中心，但是不少建筑相当老旧，内部阴暗，一些办公人员的办公桌也十分陈旧，“旧”成了这位朋友的唯一印象。
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建筑物和办公室的整体风格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日本政府机关的所有开支都得公开透明，而日本民众不仅关注“看不看得到”钱花到哪里，而且要质疑钱“值不值得花”。如果有一笔开支讲不清楚，花得浪费了，是要有官员出来负责的，所以为了纳税人看了舒服，办公桌虽然旧但得照样用。
做好政府廉政建设，无疑是中国社会当下十分关心的事情，但是“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规定出来后，人们反倒担心这一制度或遭遇抵制，或者遇到敷衍，无法坚持下去。
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虽然在战后出现了田中角荣、竹下登等政客腐败大案，但在公务员层面上，几十年来类似的腐败大案十分罕见，它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早在1950年，日本就制定了《国家公务员等出差费用的法律》，到2007年11月为止，57年中前后一共修改17次。这个现行法律适用于总理大臣到一般职员，对他们每天在国内或国外的住宿费、用餐费和交通费，按照不同级别，分别详细规定。此外，日本公务员招待用餐费原则是每人一餐平均不得超过5000日元，并且要记载和公布用餐时间地点、用餐者姓名和单位、金额和店名以及相关事项。由于对各种公务开支做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再加上公众的高度质疑，日本公务员想在公务开支上“玩猫腻”非常难。
全民医疗报销70%费用，医生不会乱开药收红包
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加入一种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日本医疗保险大体上可划分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统称公共医疗保险，不仅覆盖了全体国民和符合条件的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而且对特殊人群还有特殊的医疗保险项目。
日本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被保险者个人及其所在的企业、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的财政补贴。一般情况下，被保险者持保险证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医疗费用，70%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个人承担30%；70岁至74岁的老人除保险证外还有“高龄者受给证”，持这个证件就医者个人只需支付10%或20%的医疗费，其余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具体是10%还是20%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享受老人保健制度的被保险者，个人承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比例也按收入状况确定。
日本的医院实施“先看病、后收钱”，虽然医院每年也会面临部分看完病后不付钱的患者，但一直坚持这种收费制度。患者看完病，并没有任何证件被押在医院内，付费绝对是太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多是自助型收费方式，类似ATM机，曾经听说过有逃费现象，但比率非常小.
日本的医生治疗完全是透明式的，把病情剖析的非常透切，根本没有机会能收受红包，医院不卖药，医生开的药，你可以到医院外任何一家处方药房内去购买，所以也不存在药物回扣什么的，医生的责任就是看病和救人。日本医和药是分开经营，医生开药后，患者需要到药店取药，就是医生开药，也要接受医院和医疗保险部门的双重监督，因此，医生多开药、乱开药的现象较少。
灾害应急预案不断改进，首相官邸每年进行演练
日本政府注重强化应急预案的制度性设计，构建了系统连贯、规范明晰、相互衔接的预案体系。日本政府把防灾计划（应急预案）分为三类：一是防灾基本计划，作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防灾基本计划是全国应急管理领域的最高层计划，依据《灾害对策基本法》，由政府应急管理的最高机构——中央防灾会议制定；二是防灾业务计划，防灾业务计划是根据防灾基本计划，由指定的行政机构及指定的公共机构制定的计划；三是地区防灾计划，地区防灾计划是根据防灾基本计划，由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防灾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防灾计划。
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总结其教训，在防灾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并针对不同种类的灾害，在预防、响应、恢复和复兴的各个阶段，阐明了规范清晰、易于落实的灾害对策。
神户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把风险分析与评估作为整个应急准备工作的前提。在防灾基本计划中，日本中央政府经过重新评估，将海啸灾害列为第二位的灾害风险（仅次于地震灾害）。实际上，早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中央政府经过系统性评估认为，最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包括东海地震、东南海地震、南海地震、日本海沟千岛海沟周边海沟型地震、首都直下型地震以及中部地区、近畿地区直下型地震。为此，2003年以来每年在首相官邸举行所有内阁大臣参加的巨灾应急预案测试演练，假定的场景是东海、东南海、南海三场地震同时发生，造成25000人死亡，毁坏建筑55万栋场景，从而为东日本大地震的应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食品安全吸取教训不断完善，牛肉能追溯喂养饲料
目前在日本，食品安全管理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与食品有关的法律多达13个。即使如此，日本近些年来仍然发生过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尤其以2000年日本雪印乳品公司食物中毒和消费欺诈事件最为突出。通过从这类事故中吸取教训，日本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得以不断完善。据悉，自1995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10多次修改。2003年，日本对《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从立法宗旨到实施内容都做了较大的调整。
2002年，日本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监督食品安全政策的实施，审议有关食品安全重要政策，在各部门间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该委员会直属内阁，由首相亲自任命，由7位公认“能不受他人左右”的专家组成，均为食品安全方面的权威人士，说话分量非同一般。
产品履历跟踪监视制度是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一项食品安全管理新制度，目的是利用当今发达的信息技术，对每一件产品建立生产、加工、流通所有环节的“履历”，将其产地、农药使用情况、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等通过电子信息进行记录，一旦出现问题，通过记录就能够迅速找到原因。例如，从大米的电子标签上可以了解到大米的产地、生产者、使用何种农药和化肥，及收割和加工等过程。
日本发现疯牛病后，很快就制定了《牛个体识别信息管理及联络特别措施法》。该法规定每头牛从出生起就必须佩戴耳标，耳标上应标明牛的出生时间、地点、种别、母体识别号、农户识别号、喂养饲料及其添加剂等数据；屠宰分解后的每一部分也必须加上识别标签才能销售。
教育普及率超高，素质教育细致入微从小抓起
谈到日本的高度发达，很多人会异口同声地说：教育。日本的高度发达得益于完善的教育和由此培育出的高素质国民。目前，日本文盲率为零。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96.8%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将近50%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日本有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8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
一位中国教师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帖子中这样写道：不到日本，不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不和日本孩子一起吃饭，不知道什么是输在起跑前上。日本1900年就普及了义务教育，和日本孩子吃了一餐午饭，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孩子输在哪里。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一些孩子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白帽子，拿着餐具拎着沉重的牛奶箱迎面而来。他们是帮厨的学生，每天都抽到一个班，不管大小学生，都要参加，主要负责帮助厨房做饭、准备餐具等工作。日本的小朋友没有人先开始吃饭，等到我们的学生都坐下来，他们才动了筷子。我的对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帮助我解开牛奶瓶上的绳子，并将绳子和封盖分成两个杯装起来，还拿着杯向旁边的中国学生走去，帮助他们分开装。杯子里，垃圾就分离开了。
牛奶喝完，饭菜吃光光，几乎所有日本小朋友的午餐都是这个结果。牛奶瓶喝完后都倒着放在托盘里。他们受过训练，瓶子倒着放，这样不容易走路的时候摔坏瓶子。吃剩下的饭菜，要分别倒在桶里，餐具要排队放回原处的。每个日本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牙缸，吃饭后，他们就立刻刷牙。当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吃完了，很多日本孩子就开始自觉的擦桌子。没有监工和指挥，各自找能干的活，非常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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