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仲维光，
男，1949年9月出生于山东黄县，现居住于德国埃森。
1961年至1969年在北京清华附中肄业。1969年，到吉林洮安县插队。1972年，返回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担任物理教师。
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分析哲学洪谦先生所招收的派出德国研究生。
1983年10月与妻子还学文北大毕业后到德国，德语考试通过后，1984年二月到雷根斯堡从师德国著名分析哲学家库彻哈学习分析哲学。1986年10月获得分析哲学硕士。
1989年后到波鸿大学从事当代中国思想研究，并同时研究德国传统思想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想批判，“独立作家笔会”成员。
1．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马建说，德鲁最近几年为此陷入痛苦之中，很多时候整个上午写出的文字，到中午就都揉成一团扔到了字纸篓里。他为此感到痛苦，感到继续活下去是没有尊严的。医生说他这就是忧郁症，为他开了一些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吃了药，症状反而更利害了。
马建的话像一个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头上，我沉默、思索……
五十岁的王国维投湖而死，三十岁的叶赛宁自缢而死，七十八岁的德鲁也是主动选择了死亡……究竟忧郁是病，还是只有有才能的人，敏感的人，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才具有这种感觉和痛苦？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千古以来，伤春怀秋、多愁善感，创造了多少人类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这平庸的西方医学，现在居然把超人的感觉，探索的苦痛归为精神病、抑郁症。
世间的确有精神病，也有抑郁症，然而，你却无法把超越凡人界限的精神的遨游者归为梦游的人！无论如何，一个有着聪明头脑的人，感知超过常人的人，敢于勇敢地去面对死亡，在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大智大勇，是超人之举，是死之华！
3．
马建告诉我，我所喜爱的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Henryk Mikolaj Górecki）的第三交响乐就是德鲁先生推出来的。
我和马建相识十几年，和他太太佛罗拉也认识十几年，从唱片随带的说明中读德鲁关于格列斯基的乐评也是十几年，但是我竟然不知道戴维·德鲁是佛罗拉的父亲，马建的岳父，这大约不能只用孤陋寡闻来说明了。
戴维·德鲁，是人类每代人都曾拥有的那类最杰出、最敏感和最有勇气的人，知道他的去世，再读那些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使我更深切地看到这一点。
德鲁生于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九号，伦敦西南的普特内（Putney）。他的父亲雷金纳德·希克林（Reginald Hicklin)和母亲玛丽（Mary）于一九三二年离婚，他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后来又嫁给了一位苏格兰的律师。他沿用了母亲的娘家姓氏。五零年到五三年他在剑桥大学学习英语和历史。
在剑桥的时候，有几个人给了他重要的影响，里维斯（FR Leavis），及他的杂志Scrutiny；威尔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及他的音乐批评；由于西班牙内战而避难流亡到剑桥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作曲家罗伯托·格哈德（Roberto Gerhard）。他从里维斯那里学到了如何严格地阅读理解文献以及它和当代文化的关系；从格哈德那里学到在更为广泛意义上如何理解现在音乐的精神与技术。格哈德是菲利佩·佩德雷尔（Felipe Pedrell）与勋伯格的学生。
德鲁最早的研究对象是法国音乐。早在一九五零年，德鲁刚刚进入音乐界，但他很快就在有关法国音乐的评论中得到高度评价。他的三篇论文，关于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作品，关于现代法国音乐，关于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即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非常有价值。
年轻的时候，德鲁去过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地方旅行。在旅行中他认识了很多的人，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斯特凡·沃尔佩（Stefan Wolpe）。当然还有本杰明·布里顿，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伊丽莎白·勒琴斯（Elizabeth Lutyens），以及年轻一代的英国作曲家。
4．
德鲁的兴趣太广泛了，他无法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专门的领域中。英国介绍他的文章说，没有一种职业称呼能够准确地描述他究竟是做什么的，音乐家、批评家、文化史家、出版家或者编辑。然而，他却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更让人惊异的是，很多成功不仅是同时做出的，而且极其卓越，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的。他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渗透着一个强烈的思想、一个抱负，那就是他希望能够诊断、纠正二十世纪流行的那种对于古典音乐的流俗看法。他认为，某些被社会大众接受了的看法，有的是被商业所污染，有的是被政治上的压力所扭曲。
当然德鲁的这种抱负和思想不是自然地产生、轻易形成的，而是来自他多年来的研究以及他所具有的第一流的音乐感觉与热情。这是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他首先得益于对于作曲家库尔特·瓦要（也译作韦尔）（Kurt Weill）的研究。一九五二年他决定研究瓦要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其后一生的几乎所有的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一九二八年与剧作家布莱希特合作写出歌剧《三个便士》的瓦要，二次大战时移居到美国，在百老汇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涯。但是在一九五零年，五十岁的时候去世。那时他的工作已经被世人遗忘，他只是在人们提到布莱希特的时候，有时候作为和布莱希特相联系的一部分才被提到。
然而，瓦要不仅是一位严肃的古典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充满才华的流行歌曲作者，瓦要一生忍受了形形色色的痛苦。德鲁开始研究瓦要的时候，结识了瓦要的遗孀，洛特·莱尼亚（Lotte Lenya），一位卓越的歌唱家。他得到莱尼亚的同意和帮助，这使他得以能够接触到瓦要遗留下来的那些凌乱的稿件。但是随着研究范围的发展扩大，研究计划变得复杂而困难，并且经常碰到包括版权、复印权等无法绕过的阻碍，以及它所带来的麻烦。德鲁最终还是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权威性的，并且对于音乐界具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关于瓦要的著作，《瓦要手册》。当然他所计划的三卷本的关于瓦要的巨著却最终没有成书。然而，这就是德鲁！因为事实上他曾经写好过几百万字，只是由于他自己感到不满意，他就一次一次地毫不犹豫地放弃，从新开始。现在对于读者来说，值得欣慰的应该是，他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研究巨著。
在德鲁在对瓦要的研究中，渗透着德鲁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他所特有的精神和知识追求——广泛的视野与独特的个性。德鲁的研究远离那种仍然非常流行的流俗文化工业中的怀旧，他的研究没有完全围绕瓦要的个人传记，而是更多地关注作曲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史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对瓦要的研究，德鲁还进一步发现德国当代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及其感受，不仅受到纳粹的意识形态，而且也被战后德国的困境所影响和扭曲。
5．
在音乐评论界，德鲁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充满热情的批评家。他喜爱争论，当然也不是一位没有争议的批评家。这尤其在是涉及到那些被忽视，乃至被误解了的音乐作品及音乐家的时候。他主编享有世界盛名的的音乐杂志《Tempo》，这份杂志的影响超越了狭小的音乐界。不仅如此，他同时还为其他几个著名的，非常有影响的杂志定期写稿，例如《The Score》，《音乐时代》（The Musical Time），《The listener》和《New Statesman》。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音乐出版界，他可以说是一位中心人物。最典型的是，在当代最著名的出版社“Boosey & Hawkes”的出版的许多作品中，目录中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审美倾向和热情。那些热情甚至有时带有偏执的色彩。
他的这种兴趣又成就了他在音乐界第二个众口一词的贡献，那就是他发现并且帮助了很多尚未成名的，极富才华的作曲家。
很多年轻的、默默无闻的作曲家就是因为德鲁，才登上了世界第一流的音乐界。这其中包括奥地利作曲家格鲁贝尔（H. K. Gruber）和施威尔特斯克（Kurt Schwertsik），波兰的格列斯基，多产的英国新浪漫派作曲家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以及年老的犹太流亡作曲家贝特霍尔德·戈德施密特（Berthold Goldschmidt）。得到过德鲁决定性的评价和帮助的人中还有美国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他是德鲁一生推出的作曲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他的第三交响乐在九十年代后成为风行一时的作品。单张唱片曾经创造过一年出售七十五万张的记录。
就我所知，这部第三交响乐目前在唱片市场上流行着将近十个乐团的版本，但是公认最好的一张是由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戴维·津曼（David Zinman）指挥，厄普肖（Dawn Upshaw）演唱的录音。而这个录音，以及乐团指挥和独唱的选择，与作曲家格列斯基的合作，德鲁不仅几乎参与了从构思到录音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而且亲自为这张唱片撰写了介绍。
十几年来，格列斯基的第三交响乐一直是我钟爱的作品，我收有六个不同乐团，不同指挥和女声独唱的版本，但是正是这张附有德鲁所撰写的介绍的唱片是我最喜爱的。这张唱片深深地打动我的不仅是格列斯基的音符，而且厄普肖的声音，乐队在津曼指挥下给每个音符所灌注的人性与感情，对战争，对残暴的控诉与痛恨，对亲人、同胞、对人生的爱，都直刺我的生命的深处。现在，当我知道它和德鲁的联系的时候，我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德鲁的灵魂，德鲁的追求。
6．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我不单深感自己的无知，而且也体会到什么是感觉迟钝。因为在我初见他的女儿佛罗拉的时候，我虽然惊奇这个女孩子的聪慧和敏锐，但是却居然没有感到她身上流着不平常的血液，而和这样一位时代性的杰出人物失之交臂。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他的不竭的追求让我更深地体会到生命、追求，与现实的冲突和痛苦。
一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些曾经充满才华的人，一旦精力衰竭的时候的痛苦。
生命的年轮并非只和岁月相连，它常常和进取精神融合在一起。很多人从一进入社会就进入了老年，很多人的青春一闪而过，甚至根本没有品尝过青春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人生却也为那些充满精神进取心的人延长了生命，如泰戈尔、托尔斯泰。生命是不能只以年数来计数的。
司汤达在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上写道：“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然而，很多人却没有经历过、体验过、创造过。为此，你又如何能够用生活多少年来衡量生活的内容与数量，生命的价值？
一个人的这种精神的沮丧，用药来医治，就好像要用药来使一个缺乏精神感受的，猥琐的精神变为振奋和充满想象力、进取心的精神一样，那本来是不可能的。然而，现代医学却要用这来解决人生、精神面临的根本矛盾。而实际上严重的还不止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心理医生中的很多人常常是无论智商，还是对人生的感受、进取心、想象力都是最为平庸的一类人，他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充满追求精神、进取心的人的痛苦。人们看到，莫扎特、贝多芬的心灵，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常常很难被常人理解，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却激励了那个领域中的孜孜不倦努力的、百折不挠追求的、代代不甘寂寞的人，被他们所理解，所共鸣。
艺术家能够发现、感受到世界、生命的痛苦，世界却无法医治艺术家的精神痛苦，因为究其实质来说，对于充满追求、好奇的人来说，对于这种宇宙间非常独特的具有思维创造的“动物”来说，人的生命最终是一个不可逃脱的悲剧，是一个苦海。谁感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思想家，谁能够在那平庸的世界中、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甚至如鱼得水般地生活，他就不是一位艺术家，而单就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平庸。
德鲁说，“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
如果不能发现思想的韵律，如果不能够写出有节奏的句子，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是啊，意义是精神的内容，意义就在生命的精神之中。有精神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生命，精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生”，它的意义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它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它在求知中、感觉中，有时候它在自己爱的付出、爱的所得中，有时候它在责任中——那种对亲友、对下一代、对社会的责任中。也正因为此，带上枷锁的精神，是难以容忍的，被阉割的精神，生不如死，没有精神的生命是行尸走肉！
就因为此，“共产党社会”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共产党文人以及那些匍伏在共产党脚下的艺术奴隶是令人鄙视的！
德鲁的生，德鲁的辞世，再次让我体会到——自由、创造对一个人生命的重要！
2009-11-6德国埃森一稿
（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来写对于德鲁的介绍和悼念，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要了解德鲁的生平，不少音乐家的名字我才第一次见到。但是德鲁太杰出、太不平凡了！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辞世，在中文世界如果没有一行文字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只有不揣冒昧，斗胆写下这些外行、却是用“心”写出来的感受。我唯一的希望是，如果中文世界还有“音乐家”的话，他们来为我们提供更具体生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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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5 1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