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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柏俊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子路问津之事，《论语》《史记》等书均有记载。然“津”在何处? 历来分歧较大，有武汉新洲、山东鱼台县桀溺里、河南柘城县刘家沟、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子路湖畔、河南新蔡县关津乡等多种说法。仔细分析现有文献，武汉新洲区的说法比较可靠。在今武汉新洲区座落着一座古老的问津书院，为我们研究“津”在武汉新洲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论语》、孔子行迹均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子路; 问津; 武汉; 新洲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3492（2014） 05 － 0078 － 07 ［收稿日期］ 2014 － 03 － 01
［作者简介］柏俊才，男，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国学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历史文献与文学。
［基金项目］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湖北书院史研究”（NCET － 12 － 0874） ;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湖北问津书院研究”。
根据《论语》与《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途径楚国时曾迷路，便派子路问津，这就是著名的“子路问津”事。那么，“津”在何处?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讨论非常多，分歧也颇大。有武汉新洲、山东鱼台县桀溺里、河南柘城县刘家沟、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子路湖畔、河南新蔡县关津乡等多种说法。“子路问津”处究竟在何处?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孔子生平事迹研究、《论语》研究，以及问津书院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现有资料，试考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去叶反于蔡”与问津事无涉辨
“子路问津”之事，最早记载见于《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1］（P184） 。“津”在何处? 《论语》未及言明，故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汉代郑玄注曰： “津，济渡处也”［2］（P1929） 。这实际上是诠释字义，并未言明地理位置。
《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2］（P1928） 此虽未说明时、地，但为”子路问津”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即“去叶反于蔡”。具体时间在何时，未有文献记载，但我们大略考知。“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2］（P1930）“吴伐陈，楚救陈”之事在鲁哀公六年（前489），“（哀公六年）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楚子曰： ‘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3］（P1739） 。由鲁哀公六年（前489） 逆推三年，则孔子“去叶反于蔡”的时间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
《史记·孔子世家》在“去叶反于蔡”上文所载之事实，可考者有在哀公五年（前490） 者： “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去叶，反于蔡。”［2］（P1928） 这段文字，除“自蔡如叶”、“叶公问78政”外，其余事《左传》均有记载。蔡迁州来在鲁哀公二年（前493） 十一月，“蔡昭公将如吴”、“公孙翩射杀昭公”事均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正月，“楚侵蔡”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夏季，“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前490） 。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以时间先后为序，绝不可能出现像《孔子世家》这样先记鲁哀公五年（前490），后记鲁哀公四年前491） 之事的这种现象。因此，孔子“去叶反于蔡”的时间不可能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
考察《史记·孔子世家》“去叶反于蔡”上下文，有时间可考者均为记孔子在蔡国之事。“去叶反于蔡”上文记冉求相鲁与孔子自陈迁于蔡二事。冉求相鲁之事，《史记·孔子世家》云： “秋，季桓子病……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 ‘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 ‘则谁召而可?’曰： ‘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2］（P1927） 季桓子卒，以及季康子立是在鲁哀公三年（前492），此年冉求应季康子之召，前往鲁国担任相位。“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2］（P1928） 。冉求于鲁哀公三年（前492） 相鲁，第二年，即鲁哀公四年（前491），孔子自陈迁于蔡。
“去叶反于蔡”下文有时间可考的是“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2］（P1903），前文已考在鲁哀公六年（前489） 。自鲁哀公三年（前492） 至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在蔡国三年，正好符合《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迁于蔡三岁”的记载。
鲁哀公三年至六年（前492—前489） 三年间，孔子有没有可能“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2］（P1928） 。回答是否定的。
叶（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是楚国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的封地，楚、蔡素来积怨很深。蔡是周武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建都于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史称上蔡。在楚的武力扩张中先变蔡为自己的附庸国，继而一举歼灭。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周成王时叔度之子平侯复国，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史称中蔡。鲁定公四年（前506 年），蔡联合吴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 大败楚师。为了复仇，楚国养精蓄锐，于鲁哀公元年（前494） 联合陈、随、许等国攻打蔡国，蔡败降楚。楚国要求蔡迁都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蔡答应后楚退兵。既而蔡后悔，寻求吴国帮助。吴国让蔡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成为自己的附庸国。鲁哀公二年（前493） 十一月，蔡迁都州来，隶属于吴，史称下蔡。得知蔡背信食言的消息后，楚国恼羞成怒，重整旗鼓，于鲁哀公四年（前491） 夏季攻占蔡都新蔡，将蔡国百姓迁往楚地负函。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77），楚国攻占州来，灭蔡。鲁哀公三年至六年（前492———前489） 间，孔子在下蔡。此时楚、蔡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程度，肯定限制二国人员往来。孔子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穿越蔡、楚边境到达楚国叶邑，又何必再次犯险，越过楚、蔡边境，从楚国叶邑返回蔡国呢? 于情于理是讲不通的。在诸侯兼并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想入非非，认为孔子可以在楚、蔡二国自由出入，方入无人之地。而且从孔子的行踪来看，离开蔡国后，再也没有返回蔡国。退一步讲，孔子确实有可能在此时往来于蔡、楚间。古代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道路四通八达，蔡、楚间的官道只有一条。“自蔡如叶”是去程，未有“问津”;“去叶反于蔡”是回程，反而“问津”，这很难令人置信。
综上所考，笔者疑“去叶反于蔡”五字为衍文，与孔子行踪不合，当然就与“子路问津”事无涉。若以此来考证”子路问津”之所在，势必误入歧途。
二、前贤“子路问津”处诸说辨误
“子路问津”事见《论语·微子》，笔者试图通过《论语》的注释及相关著作寻求“津”之所在。笔者查阅了《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有关《论语》的一百零五部著作，发现古人在对“津”的解释有二种看法，一是继续沿用郑玄“津，济渡处也”的说法，一是异口同声认为“津”在叶县（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黄城山。
所依据的材料只有一个，那就是《括地志》： “黄城山，俗名（苦） 莱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圣贤冢墓记》云： ‘黄城山即长沮、桀溺（所） ［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也’”［4］（P160）。《括地志》一书已佚，均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得以保存，子路问津处条也不例外。
《括地志》原文已不存在，其原貌不可得，记载的真实性也难以考实。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把原来贞观时的地名换成开元时的名称; 宋人征引《括地志》，又把唐代名称改成宋朝的称呼。在这种改变称谓的过程中，本来就容易出错。更为关键的是，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是从需要出发，有删节不当，或过于省略的情况，甚至在引《括地志》文中夹引他书，与自己的按语牵连在一起”［4］（P3） 。这样一来《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的可信性大打折扣，今人周录祥校录《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错讹处十九条［5］（P20），李南考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错讹处数百条［6］（P130） 。其所引《圣贤冢墓记》一书早佚，真伪莫辨。《水经注》引《圣贤冢墓记》云： “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7］（P733）。《太平寰宇记》引《圣贤冢墓记》云： “南阳叶县方城邑西，有黄成山，即長沮、桀溺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即子路问津之所。”［8］（P184） 二书所引《圣贤冢墓记》与《史记正义》所引文字略异，《史记正义》所引无“南阳叶邑方城西”七字，《太平寰宇记》与《水经注》所引有“南阳叶邑方城西”七字，然一作“叶邑方城西”，一作“叶县方城邑”，不知应以何者为正。对“子路问津”一事，张守节是为了注释《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去叶反于蔡”，当然是不可靠的。
至于黄城山在什么地方? 古籍记载模棱两可，莫衷一是。一是黄城山的称谓不一，莫知孰是。黄城山古籍中有方城山、苦莱山、苦菜山、长城山、花山等多种不同的称谓。李吉甫云： “方城山，在（叶） 县西南十八里”、“黄城山，一名苦菜山，在县西二十五里”［9］（P167） 。顾祖禹云： “方城山，在（裕） 州東北四十里”、“黄城山，在（叶） 县北十里，一名苦莱山，一名长城山。或以为即方城山，非也”［10］（P2430）。《一统志》云： “方城山在叶县南四十里，跨裕州界”、“黃城山在叶县北十里，俗名花山，与方城山相连”［11］（P15） 。李吉甫、顾祖禹力驳黄城山与方城山是二座不同的山，《一统志》辨黄城山与方城山相连，是同一座山。若以常理推之，同一座山，既称黄城山，又称方城山，于理不通。若就成书年代而论，李吉甫之言更可信些，一在县西南十八里，一在县西二十五里，是完全不同的二座山。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几乎与李吉甫生活在同时代的李贤却云： “方城，山名，一名黄城山，在今唐州方城县东北也。”［12］（P668） 李贤与李吉甫孰对孰错，难以分辨。黄城山与方城山是同一座山抑或二座，已不得而知。二是黄城山的位置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在叶县西南二十五里，《水经注》引《圣贤冢墓记》在叶县方城西，《元和郡县图志》记在叶县西二十五里，《读书方舆纪要》记在叶县北十里，《一统志》载在叶县北十里。在叶县的西南、西边、北边都是黄城山，这样的城池我未见过，当然也不会存在的，明人吕德芝就有“黄城仍未详何处”［13］（P782） 的喟叹。
因此，以《括地志》对“子路问津”一事记载错舛百出，以此为据考证其所在，结论就很难成立。今人贺金峰《“子路问津”于方城考》［14］（P50） 、朱恩义《“子路问津”时地考》［15］（P20） 二文就是以《括地志》所载为据，得出“子路问津”处在今河南方城县，其结论当然是不可靠的。对于“子路问津”的时、地尚需进一步考证。
三、“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2］（P1930） 前文已考，孔子离蔡在鲁哀公六年（前489），此年孔子离蔡前往楚国，拜见楚昭王。“秋，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2］（P1930） 齐景公卒于鲁哀公五年（前490），第二年亦即鲁哀公六年（489），孔子离蔡前往叶地。于是孔子鲁哀公六年（489） 的行踪大致已明，先是去叶邑拜会叶公诸梁，继而觐见楚昭王。问题的关键是，叶邑在什么地方? 孔子从蔡到了叶邑吗?
孔子到叶邑是为了拜会楚国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叶公诸梁，字子高，楚平王五年（前524） 封于叶（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云： “是年（楚平王五年，前524） 楚子迁许于析，更以叶封沈诸梁，号曰叶公。定五年叶公始见于《传》，哀四年再见，十六年又见，盖自是为楚重镇矣。”［16］（P236） 确如竹添光鸿先生所论，叶邑是楚国的重镇，叶公也是楚国的权臣。叶公在《左传》中仅见于鲁定公五年（前505） 、鲁哀公四年（前491） 和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余不可知。今人虽有考述，然多含糊其辞，未有实质性突破。鲁哀公六年（489），叶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然难以确考。历来学人纠缠于孔子“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而问津的原因是叶公在叶邑，孔子前往谒见，返程中在叶邑近郊迷路而问津。
试诚想，自楚平王五年（前524） 至鲁哀公六年（489） 三十六年间，叶公若还是一个叶地的县令，孔子何必去见他? 而且一个小小的叶地，何必要问政于孔子? 从孔子对叶公“近者说，远者来”［1］（P145） 的对话中可以窥见，叶公当时是楚国的重臣。很难想像一个朝廷重臣叶公长期住在远离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 千里之外的叶邑，是如何处理国家政事的? 《左传·哀公四年》有云：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3］（P1731） 。叶公诸梁与左司马眅、申公寿余一起将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 的百姓迁
往负函，印证了我们对叶公是楚国重臣的猜想。今人欧潭生先生认为“叶公当时驻守负函，孔子前往拜谒”［17］（P126） 。叶公驻守负函，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纯属猜测; 孔子到负函，更是空穴来风，故不足取。《左传·哀公十六年》有云： “叶公在蔡”，杜预注云： “蔡迁州来，楚并其地”［3］（P1820），此足证鲁哀公十六年（前479） 叶公从叶邑移封于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然此时孔子已卒。哀公十六年（前479），叶公率军平定白公之乱时，《左传》有“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国人望君如望岁焉”［3］（P1822） 的记载。一个长期居住在千里之外的叶公，怎么能够赢得郢都百姓的拥戴?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叶公封地虽在叶，然久居郢都，执政以宽，颇得民心。孔子离蔡到叶，实际上并不是去叶邑，而是去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 拜会叶公诸梁。由于叶公的举荐，孔子得以觐见楚昭王。
鲁哀公六年（489），孔子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 。
此行路途虽不甚遥远，然却极为凶险： “陈蔡大夫谋曰……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2］（P1930） 。这就是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厄于陈蔡”。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的什么地方? 是什么人围攻孔子? 向来从未有人探究。笔者以为，围困孔子的是匡人。
孔子为匡人所拘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有载： “（孔子） 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2］（P1919） 这段文字谬误太多，不仅与阳虎无关，而且与事实相悖，故引起历来学者的争论。狄子奇把过蒲放在过匡之一前，“将适陈，过蒲，蒲人止之。仍返卫，主蘧伯玉家，月余复去卫，畏于匡，适郑，遂适陈。”［18］（P3） 崔述则认为“畏匡过宋实本一事”［19］（P41） 。钱穆先生则谓“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 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20］（P35） 。诸家之论，孰对孰错，尚难分辨。笔者以为，司马迁是将先秦《论语》《荀子》《庄子》等书中孔子“过匡”之事杂糅在一起，已经脱离了事实的本身，是很难用历史去印证的。对于匡，《论语》亦有记载，“子畏于匡，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P110）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 ‘吾以女为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1］（P128） 。很明显，《论语》所载，与《史记·孔子世家》绝不相类。为什么孔子对匡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并要提高到“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这样的高度呢? 考察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只有“厄于陈蔡”符合这样的特质。那么，匡在什么地方呢?
匡在何处? 历来有二说，一为滑州匡城县（今河南省滑县） 西南十里，一说在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 西南十里，实本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说。今人李正华辨析了这二种观点，认为在“今河南省睢县西二十六里的匡城乡”［21］（P35） 。历史上有多少个“匡”? 已难以考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笔者以为还应回归到《史记·孔子世家》本身。《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拘于匡”之事用了“匡人”这样的书写格式。笔者对《史记》所记先秦之事中“× 人”这样的格式进行逐一考察，发现其含义无一例外均是“× 国人”，而不是“× 地人”，像秦人、齐人、燕人等等。“× 地人”，《史记》一般用“× × 之人”这样的格式，如冀州之人、历山之人等等。依照《史记》这种书写格式，“匡人”应该是“匡国人”，而不是“匡地人”。翻阅古籍，上古时期确实有个古匡国，周武王灭商时被灭，其地在广济县，今湖北省黄冈地区武穴市一带。古匡国为周武王所灭后，匡姓人纷纷迁徙，很多地方都有匡姓人足迹。一支迁往鲁国，鲁国大夫施孝权有个家臣名叫句须，后出任匡邑宰。
这个匡邑有二说，一为今河南新乡长垣西南部，于是有了河南长垣县“子路问津”处，见《太平寰宇记》。一说今山东济宁邹县，于是有了山东鱼台县桀溺里，见藏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一支迁往宋国匡邑（今河南滑县），一支迁往魏国匡邑（今河南省睢县） 。这些匡姓人均可称匡地人，然均不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匡人”。
那么，匡人为什么要围困孔子呢? 孔子“厄于陈蔡”的缘由，《史记·孔子世家》云： “陈蔡大夫谋曰： ‘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2］（P1930） 。陈、蔡本是邻国，然蔡迁州来后，二国相去甚远。蔡是吴的附庸国，陈隶属于楚，吴、楚二国有世仇，一不可能联合，二不可能容忍附庸国相互联盟。而且从鲁哀公六年（前489） 的情况来看，吴伐陈，楚救陈。陈国本是楚的附属国，没有必要担心楚国聘用孔子后对己国的威胁。因此，担心孔子用于楚对己国不利者，唯有蔡。蔡本小国，与楚有夙仇，当然不能阻止孔子离蔡去楚，只有联合楚国仇视孔子者方可成功。蔡国大夫是谁? 联合了楚国的谁? 史籍未载。
笔者以为蔡国大夫联合了楚国令尹子西：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 曰： 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 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 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2］（P1932） 。
子西谗孔子之言，冠冕堂皇，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令尹是仅次于楚王的最大官职。子西在历次对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尽心尽职辅佐楚昭王，方被任命为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孔子声称到楚国是为了拜会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本来使子西心生嫌隙，又加之蔡国部分大夫蛊惑，子西便下令在楚国边境古匡地围堵孔子，不许其入楚。因此，《史记·孔子世家》中“陈蔡大夫谋曰”应为“楚蔡大夫谋曰”，“厄于陈蔡”应为“厄于楚蔡”。
查阅地图，自古匡国所在地向西北略行，就到达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是孔子从（下） 蔡都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去往楚都郢（今湖北江陵） 必经之地，也是匡人围困孔子之地。《明一统志》云： “孔子山在黄州东一百里，相传孔子自卫适楚，尝登此山”［22］（P1）。《大清一统志》云： “问津书院，在黄冈县治北九十里”［11］（P6）。《湖广通志》云： “孔子河在县北九十里，孔子山前，昔孔子自陈蔡适楚至此问津”［23］（P3）。《弘治黄州府志》云： “问津书院在县北九十里孔子河，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过此。士人尝掘地得石刻，有‘子路问津处’五字”［24］（P156） 。清人刘泽溥《捐置问津书院祀田碑记》云： “去黄冈北九十里为问津书院。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至此。有‘子路问津处’五大字”［25］（P773） 。诸书所载大略相同。子路问津的地点，除《明一统志》所载有误外，其余诸书均认为在黄冈县北九十里，今武汉新洲区问津书院所在地。孔子游离的路线，终点是楚国，从什么地方到楚，诸书所载各有不同，有“自卫适楚”、“自陈蔡适楚”二说。“自卫适楚”不知何据，“自陈蔡适楚”显系来自《史记·孔子世家》。二说无论是否有据，均误。前文已辨明，孔子此行的路线是“自蔡适楚”。第三，关于“子路问津处”五字石碑，据《湖广通志》所载应是“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大字，是西汉武帝时期，有几个农民在邾城孔子山附近耕地，挖出一块石碑，上刻秦有隶书写的“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石碑。
这一切都印证了“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区问津书院所在地。
清人孙锡蕃《修问津书院碑记》云： “相传孔子自楚反蔡，鲁《论》所记问津即此也。地距黄郡九十五里。山曰孔子山……上有讲经台、晒书场、洗墨池……下有孔叹桥……（孔子） 河北十里许曰回车埠，东隔三里许曰颜子港。其左右二水……一曰长沮坂，一曰桀溺冲”［26］（P770） 。孔子山、讲经台、晒书场、洗墨池、孔叹桥、回车埠、颜子港、长沮坂、桀溺冲等古迹是孔子在武汉新洲活动的历史见证，不仅存在于古籍文献中，而且见于今武汉新洲的问津书院。孔子山是问津书院坐落处，四周古松环抱，青青翠绿，使人望之肃然起敬。孔子河发源于大别山东南支的五云山，是一条绵长十多公里的山间小河。周边山岗林立，林茂竹密，松涛阵阵，鸟语声声，田垄纵横，村庄聚落。流经孔子山前，是“子路问津”处。讲经台在孔子山上，相传是孔子与诸弟子讲经之处。晒书场是孔子与弟子晾晒图书之处。洗墨池在孔子山右河流出口处，是孔子让弟子洗笔处。孔叹桥横跨孔子河上，是当年孔子驻足处。回车埠在孔子山北十里，是孔子回车处。长沮坂与桀溺冲是长沮和桀溺耦耕处。此外，还有子路问津的问津台、孔子讲经之坐石等等，这些历史遗迹再次证明了“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问津书院座落处。
综上所考，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自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途径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为匡人所围困，孔子使子路问津，故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村孔子山南麓。凡时、地与此不合者，均系误传。持方城说者，系不明《史记·孔子世家》中“去叶反于蔡”是衍文，以及误信《括地志》而致误，其余诸说均为将“匡人”误作“匡地人”而误。
四、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武汉新洲原因辨
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武汉新洲而非它地，是有深刻原因的。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遭受排挤而抱负难以施展的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漫游之旅。
他先后到达卫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等中原诸国宣传他的“仁”、“礼”等思想，要求统治者放弃战争，通过礼仪感化来达到天下大治。在那个诸侯兼并、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孔子的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
各诸侯国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过着栖栖遑遑，席不暇暖，颠破流离的生活。鲁哀公六年（489），孔子离开蔡，远赴南方大国楚，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奔波着。前途如何，不得而知。卫、宋、齐、郑、晋、陈等诸侯王的态度，使孔子极为伤心。难道自己的理想错了? 孔子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恰在此时，圣王（周武王） 感化过的匡人竟全力围攻自己。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促避难”［19］（P386），处境坎坷，神情狼狈。于是方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P110） 的感喟，感叹文王去世后，受武王教化的匡人礼乐文化丧失殆尽。残酷的现实使得孔子再次陷入深深地沉思中，自己“克己复礼”的思想难道真的行不通吗? “子路问津”就是孔子这种思想的流露。
清人崔述云： “此三章（指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三章） 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言不伦……后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于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似未安”［19］（P310） 。崔述斥“长沮桀溺”系后人所伪托则不免失之草率，但长沮、桀溺并不一定真有其人。宋人金履祥云： “长沮桀溺，古之隐者，不以姓名自见，人亦不得而知之……若得其名氏者，然长与桀古无此姓氏，而名又皆从水。父子使”子路问津”而不知，一时何自而识其姓名……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故因其物色名之”［27］（P297） 。清代学者曹之升亦云： “《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则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28］（P12） 。因此，“子路问津”事中的长沮、桀溺并非真有其人，很可能是出自孔门弟子的虚构。
正如郑玄“津，济渡处也”的诠释一样，“津”的本义是渡口，“问津”义为询问渡口所在。“子路问津”是“问津”之义的延伸，大有人生之津、国家之津之义：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 “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 “为孔丘。”曰： “是鲁孔丘与?”曰： “是也。”曰： “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 “子为谁?”曰： “为仲由。”曰： “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 “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P184 － 185）
子路前去问路，长沮得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是孔子后便说“是知津矣”。试想想，若现实中有这样一对问路者与回答者一定会对骂起来，甚至大打出手。因此，“子路问津”绝不是问路那么简单。在天下大乱之际，长沮、桀溺认为无人能够实现国家统一，故主张避世。孔子认为“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2］（P1932），故他决定坚持己道，宣传“仁”学，谋求天下统一。既然长沮、桀溺并非真有其人，“问津”并非问路，故笔者以为“子路问津”事是孔子思想的矛盾与斗争，长沮与桀溺代表其内心消极的一面，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孔子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消极一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继续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
综上所考，历代学人不辨《史记·孔子世家》中“去叶反于蔡”五字为衍文，反而处处为这五字辨解，故导致出现多个“子路问津”处。稽之事实，辨析谬误，归之正途，是我们后辈学人所汲汲以求的。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自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途径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为匡人所围困，孔子使子路问津。“子路问津”事反映了孔子当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其地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村孔子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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